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只管问吧！时间是空间的一种功能？抑或相反？抑或两者原本是一回事？这可走得太远了！时间在行动，具有活动性，能够“产生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变异！这时不再是那时，此地不再是彼地，因为在它们中间有了运动。然而，由于人们用来计量时间的运动又是循环往复的，
自我封闭的，这样的运动和变异差不多同样可以称为静止不动；因为那时不断地在这时重现，彼此不断地在此地重现。再者，人们不管怎么拼命动脑子，也想象不出一个有尽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便只好下决心将时间和空间都“想成”是永恒的和无穷的——人们显然认为，这么想尽管并不真的很好，却也差强人意。可是，确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与无穷，是否意味着在逻辑和计量上否定一切有限和有穷尽呢？相对而言把它们贬低成了零呢？在永恒中可能有先后吗？在无穷中可能有并存吗？就算不得不承认永恒和无限这个前提，那么距离、运动、变化乃至仅仅是宇宙中有限物体的存在等等概念，又如何才能与之谐调起来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可以一个劲儿地问下去！
汉斯·卡斯托普也正为类似的问题绞尽脑汁；还在上山之初，他的脑子便已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这些玄妙的问题似乎格外敏感，一度非常爱发牢骚和钻牛角尖。他问自己，问好性子的约阿希姆，问老早已让厚厚的积雪盖住了的山谷，尽管从任何方面，他都看不出可以得到近乎答案的希望——至于哪一方面让他最失望，却很难讲。他之所以向自己提出问题，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约阿希姆呢，他更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感兴趣，诚如汉斯·卡斯托普那天晚上操着法语所说的，他一心只想着下山当兵去；为了实现这个时而向他靠近又时而愚弄他、疏远他的愿望，约阿希姆作着可谓艰苦卓绝的斗争。新近他好像已打定主意，要最后决一死战。可不是吗，这位善良的、耐心的、诚实的、心中只想着报效国家和遵守纪律的约阿希姆，他近来真叫怒不可遏，
恨透了那个所谓的“加夫基等级体系”；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所定的标准，
下边的化验室测定并标明患者带菌的等级，也就是根据化验物中是只有少量的细菌还是非常非常多，来确定“加夫基指数”，一切的一切全看这个数字的高低。因为它准确地表示出了患者康复的希望有多大；根据它，也不难断定他在山上还要呆的月数或年数，从为期半年的短暂访问直至大伙儿爱讲的“无期徒刑”。后面这个讲法，从严格的时间意义来判断，其实又经常没有什么意义。上面说了，约阿希姆对“加夫基等级体系”气愤至极，公然宣称不相信它的权威——不是完全公开地，不是直接冲着上边的人，但却是当着他表弟的面，甚至在进餐的时候。
“我烦透了，我不让人继续把我当傻瓜。”他大声说，黝黑的面孔涨得通红。“十四天前我的加夫基数为二，小事一桩；今儿个变成了九，
细菌简直挤都挤不下了，甭再提下山。鬼才明白是怎么搞起的，真叫人受不了。顶上那所‘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躺着个家伙，一个希腊农民，
被人从阿卡狄亚送来的——论病情已毫无指望，害的是奔马痨，每日每时都可能进太平间，可他一辈子在痰里从来没查出过细菌。相反那位胖胖的比利时上尉——他已经康复出院——他在刚来时加夫基数倒是十，
细菌简直成群成堆，虽说他只有一个小小的空洞。让加夫基见鬼去吧！
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即便这样做我会死！”约阿希姆真的这么说了；
而看着一个温和、稳重的年轻人竟然如此激动，大伙儿都感到痛心。约阿希姆扬言要不顾一切地下山去，使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想起他听见谁用法语说过的一席话。不过他没有吭声；他难道也能以自己的忍耐给表兄树立一个榜样，就像施托尔太太似的？施托尔太太确实告诫约阿希姆别那样犯上抗命，劝他不如逆来顺受，学习学习她的忠诚；她卡洛琳纳·施托尔就是靠这种忠诚坚持住在山上，忍痛放弃了在康施塔特的家中做家庭主妇的职责和权利，为的只是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健康的妻子，重新回到丈夫的怀抱里去。不，汉斯·卡斯托普不能，何况在过了狂欢节以后，他对约阿希姆老感到内疚——也就是他的良心老对他说：尽管他们从未提及，可约阿希姆肯定知道那件事，肯定将它看做是跟背叛、怯懦和不忠差不多的，尤其是面对那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听见那动辄便爆发出来的吃吃笑声，闻到那桔子味儿的香水气息的时候。
一日五次，约阿希姆处于这种香味儿的冲击之中，但每次都是规规矩矩地垂下眼睑去死死盯住面前的汤盆……可不是吗，就在约阿希姆对他的那些关于“时间”的思考和观点的无言拒斥中，汉斯·卡斯托普也感觉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庄重，因而自己良心受到了责备。
至于那积雪很深的冬天的山谷，汉斯·卡斯托普也同样躺在他那舒舒服服的靠椅上，向它提出了他那些超验玄虚的问题；只不过它的山坳、
山色、山脊连同褐绿与浅红混杂在一起的重重森林，都默默无声地立在时间里，让世间的静静流逝的时间包裹着，缠绕着，在深蓝色的天穹下时而闪闪发光，时而云雾弥漫，时而让落日映得通红，时而让月华照得发出蓝幽幽的光，如同金刚石一般——不过一切全在雪中，从长长的然而又是倏忽即逝的六个月以来就是如此，以致所有的疗养客都声称，他们不能再看雪，已经对雪产生了反感，因为夏天就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眼下日日夜夜还是只看见雪，雪堆、雪山、雪原，已经非人所能忍受，已经窒息着精神和心灵。于是，人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绿的、
黄的、红的，与其说是保护眼睛，不如说是保护心脏。
山谷和群峰埋在雪中已经六个月了吗？已经七个月！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正继续前进——这是指我们的时间，我们花来讲故事的时间，可也指汉斯·卡斯托普和他的病友们在山上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早已成为往昔的时间；时间带来了种种变异。一切都顺顺当当地在完成，
在实现，就像狂欢节那天在从达沃斯坪返回疗养院的路上，汉斯·卡斯托普快嘴快舌地作了预言，招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快一样。他当时说：
夏至尽管还不是近在眼前，可复活节毕竟已穿过白皑皑的山谷，四月正在行进，圣灵降临节已经在望，春天很快就会到来，融雪天——不是所有的雪全都会融化，南边的山峰上，北边的岩隙深涧里，不用说总会有雪残留下来；不过也不会没有变化，而是在夏季里每个月都会少掉一些。
只不过这新的一年的开始，预示着卡斯托普的生活在短时间里会出现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在狂欢节的晚上，他从舒夏特夫人手里借了一支铅笔，随后在原物奉还时又接受了人家送的另一件东西作为留念，
并将这件纪念品时时揣在怀里，从那会儿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星期——
也就是比汉斯·卡斯托普原来打算来山上呆的时间还多一倍。
的确，从卡斯托普结识舒夏特夫人，从他比忠于职守的表兄晚了许多才回自己房间去的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从紧接着舒夏特夫人就离开了疗养院的第二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她这次离开是暂时的，只是要到高加索以东极边远的达吉斯坦去呆一段时间。舒夏特夫人的离去只是一次暂别，只是临时性的，她还打算回来—
—不论迟早，她还愿意回来或者也必须回来，对此汉斯·卡斯托普已经吃了定心丸；不是在我们已转述的法语交谈中作了直接的口头许诺，而是接下来我们保持缄默，中断了我们讲述的时间之流，让纯粹的时间成为主宰的那段间歇，使卡斯托普心中有了底儿。总之，年轻人在回到三十四号房间之前，确实已得到保证和放了心；因为他第二天没再和舒夏特夫人搭一句腔，甚至几乎没再见她，除了两次离得远远的以外：一次是吃午饭的时候，她穿着蓝呢裙和白色羊毛衫，在餐厅的玻璃门哐啷一声响过以后，步履轻盈地最后一次走到自己的桌边，叫卡斯托普看得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要不是恩格哈特小姐在旁边严密监视，他肯定会用双手将脸蒙起来；另一次，是下午三点在舒夏特夫人启程的时候，
他没有去大门口参加送行，而只是站在走廊的窗前，远远地目送着她离去。
类似的送别场面，汉斯·卡斯托普在住进疗养院以后自然经历过几次了：楼门前的平台边上停着雪橇或者马车，车夫和佣人正将旅行箱捆到车上，一群疗养客——都是那位已经康复或者未曾康复而准备回到平原上去生活或者等死的患者的朋友——甚或也有一些仅仅是趁机丢下工作出来闲散闲散的疗养院员工，聚集在大门前；临了儿出现了一位穿着礼服的院方代表，有时候大夫们也亲自露露面，再往后才轮到被送别的疗养客本人出场。此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兴高采烈，和蔼可亲，一个劲儿地向好奇地围着他的人和送别的朋友们挥手致意，为开始冒险之行而处于精神高度亢奋的状态……眼下走出来的却是舒夏特夫人。只见她怀抱鲜花，满脸堆笑，身着长长的、滚着毛皮边饰的粗呢旅行外套，头戴大皮帽，由她那位瘦削的同胞布里金陪伴着；这位先生打算送她一程。
她看上去也满面春风，跟所有出院者一样——只因为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然不管是经过医生同意才离开的，或者仅仅是厌烦了，绝望了，因此甘冒风险，也不怕问心有愧，擅自中断了住院疗养。她双颊绯红，不停地讲话，看样子多半讲的是俄语；与此同时，她的双膝已让人用毛皮毯子紧紧裹了起来……在场的不只有舒夏特夫人的同胞和同桌进餐的熟人，还有其他许多疗养客，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憨笑着，露出了胡子背后的大黄牙；送给她的花束更多了，老姑妈献上了她习惯于称作“小茶点”
的俄罗斯果酱；女教员也挤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那位曼海姆来的乐师——这老兄立得远远的，眼里充满了哀愁，当他那阴郁的目光顺着大楼往上扫视，在走廊的窗口里发现卡斯托普时，就痴痴地停在了他身上……宫廷顾问贝伦斯没有露面；显然他已借其他机会，私下与离去的美人儿话了别……终于，在周围挥着手的人们的呼叫声中，马群拉动了雪橇；舒夏特夫人的上身因为惯性往后一沉，靠到了软垫上，却再一次微笑着，拿她那一双斜眼飞快地扫视着“山庄”大楼，就在这一刹那，
她看见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脸……卡斯托普面色苍白，急急奔回房中，
跪到阳台上，为的是从那儿再看一眼响着铃铛、沿着山路向谷底的“村子”驶去的橇车。随后他倒在椅子里，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那件纪念品，
那件信物。它这次不是一根棕红色的小木棍儿，而是一块镶了框的薄薄的玻璃片；你得把它对着亮光，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原来里边藏着一帧克拉芙迪娅的透视片，虽然没有面孔，但上身那纤细的骨骼，那柔软莹洁的肌肤，还有那乳峰，都表现得出神入化，历历可见……
从那以后又流逝了一些时光，产生了一些变化；而在这段时间里，
卡斯托普曾无数次地注视这小小透视片，把它按在嘴唇上亲吻。举例讲变化之一，就是习惯了克拉芙迪娅·舒夏特远远离开之后在山上开始的新生活，而且习惯得比人想象的还要快：山上的时间原本就是这么安排的，就特别适合于习惯的培养，哪怕仅仅是对于不习惯的习惯。一日五次进餐时哐啷哐啷的摔门声再也听不见了，也没有人应声走进餐厅里来；而今，舒夏特夫人已到千里之外的不知什么地方摔门去了——这样一个癖性与她的存在、她的疾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就跟时间与空间里的物体融合起来了一样：那也许就是她的病，除此没有别的意义……她是见不到了，不在了；但对于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来说，她同时又是个看不见的存在——这个疗养院的精灵。他在那放纵的甜蜜的时刻——
平原上没有任何歌曲能配上它，怎能显得平淡无奇——认识了她占有了她。九个月来，他的心是多么不平静，她的那帧由光影幻化成的小像无时无刻不珍藏在他心中。
那天晚上，他颤抖的嘴唇一会儿操着法语，一会儿操着德语，既像神魂颠倒又似碍难启齿，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些大胆越轨的想法：
有建议，有劝诱，有疯狂的计划和决心，然而都理所当然地统统遭到了拒绝——说什么他要陪她去高加索，要跟踪她，在她随心所欲地选定的下一个居留地等候着自己的守护神，以便再也不与她分离，诸如此类的信口雌黄，想入非非。从那个大胆越轨的时刻，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实际得到的只是那帧小小的透视片，以及一种近乎实在的可能性而已：舒夏特夫人可能第四次回到疗养院来，或迟或早，全看给予了她行动自由的病情作出决定。可是，迟也罢，早也罢——汉斯·卡斯托普到时候必定“早已远走高飞”。这在告别的当口儿又一次被提了出来；须知，类似的预言本无多少意义，反倒叫人更加难堪，要是他认识不到，对某些事作出预言并非真的为了这些事发生，倒是想让它们别发生，就像人们在念咒语时想的一样。这类预言家告诉未来应该变成什么模样，实际上以此对未来进行嘲讽，令未来羞于真的变成那个样子。在那次我们已转述的交谈中以及事后，如果说汉斯·卡斯托普的守护天使曾称他是一个“（肺上）有浸润点的柔弱的资产者”——意思跟塞特姆布里尼常常挂在嘴边的“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差不多——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混合体内哪一种成分更强有力，是资产阶级少爷呢还是别的什么……守护天使也不曾考虑到，她自己已多次去而复来，汉斯·卡斯托普同样可能适时地重新住进疗养院，尽管他仍然呆在山上毫无疑问是为了不必再来：
跟许多别的人一样，汉斯·卡斯托普留在院里的意义仅在于此，明白无误。
狂欢之夜的一个讥讽性的预言倒是应验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体温曲线很不妙；它猛地凸起来一个高峰——在画这高峰时卡斯托普尚带着过节的感觉——随即又稍稍落下去了一点，最后又向前延伸，形成一片只呈现微小起伏、远远超出通常水平的高原。这是在发高烧，其程度之严重和时间之持久，按照贝伦斯顾问的说法完全与院里早先的诊断对不上号。
“看来您的病比我们估计的要重得多，朋友。”他说，“喏，打打针吧！会对您有效的。三四个月后，只要按照院里吩咐的去做，您就会健康得跟水中的鱼儿一样。”
于是乎一周两次，即星期三和星期六，汉斯·卡斯托普早上一散完步就去楼下的诊疗室，接受注射。
两位大夫亲自替他打针，一会儿是这位，一会儿是那位。贝伦斯顾问更显得手法老练，即在进针的同时已开始挤压药水，而且根本不管针扎在什么部位，所以有时候痛得卡斯托普要死，针眼周围还淤成一个硬块，火辣辣地久久不肯消退。这且不算，注射还严重影响他的整个肌体，
动摇他的神经系统，每次都像进行完一场剧烈运动一样。这，据贝伦斯顾问说正好证明了注射的药力。这药力甚至还表现在暂时会增高患者的体温；情况也确实如此，而且在药典中明文规定着，没有什么意见好提。
注射进行得倒是很快，只要触到你的身子，反掌之间药水就灌到了你的皮下，不管是大腿还是手臂。有几次，贝伦斯顾问正好情绪没让烟草破坏，心情开朗，在注射的时候卡斯托普也有意提起话头，和他闲聊上那么几句：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次和您一起喝咖啡是多么愉快，宫廷顾问先生。那是去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在昨天，或者稍微早一点，
我还对表哥提到……”
“加夫基指数是七，”贝伦斯顾问却说，“最后的测定结果。可小伙子却硬是不肯彻底根治。他还从来不曾像最近这么使我困惑，令我痛苦，
竟然要求马上下山回部队去，这个小毛头。他冲我嚷什么‘一年零三个月’，活像在山上已熬过了几千几万年似的。他要出院，等等等等——
他对您是否也讲过？您该好好开导开导他，从您的地位出发着实劝劝他！他要是早早地下山去吞咽包围着府上的雾气，那就肯定完蛋。这样一个丘八不需要多少脑子，可您却要稳重一些。您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您该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在他做傻事之前。”
“好的，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同时抓住话头不肯放松。“只要他一发牢骚，我就会劝他；我以为他会恢复理智的。不过，
他所看见的那些例子，并非总是很好的，相反倒有害。老是有人出院，
有人回到平原上去，我行我素，未得到院方真正的同意，却都那么高高兴兴，就像真的康复了似的，这对意志薄弱者不能不是一种诱惑。例如前不久……还有谁最近走了呢？一位太太，‘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舒夏特夫人呗。据说上达吉斯坦去了。噢，达吉斯坦，我不知道那儿气候怎样，总归比北方海边上好一些吧。不过在我们看来那儿仍然是平原，
尽管照地理书上讲也有许多山；在这方面我的知识说不上渊博。一个尚未痊愈的人，在那样的地方怎么活下去呢？那儿的人缺少起码的常识，
谁也不了解我们山上的规矩，不懂该怎么静卧，怎么监测体温。另外，
她顺便向我提起过，她反正还会回来的——您问我们怎么会谈起她？—
—是的，当时我们在花园里遇见了您，顾问先生，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确切地说是您遇见了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我还知道并且能向您描绘出我们当时坐着抽烟的是怎样一条长凳。我想讲的是我在抽烟，因为我的表兄是不抽的，真不可理解。而您当时也正好在抽烟，于是我们便用各自的牌子相互敬了一支，据我这会儿回忆起来——您的巴西烟我觉得味道挺好，只是在抽时必须像对付小马驹似的有耐性，我想，
否则就会够受的，就像您当初一连抽掉两支进口货，胸口憋得简直想跳舞一样——情况就这么好，让人忍不住发笑。附带说一下，最近我又让人从不来梅给我寄来几百支玛利亚·曼齐尼；我抽这种牌子已经上了瘾，
它在所有方面都很对我的胃口。只不过一加上关税和寄费，价格贵得实在可观。要是您过些时候能对我提出点有力的论据，顾问先生，我便可能下决心终于改抽本地烟。在商店的橱窗里，我已看见有些牌子很不错——后来，您允许我们参观您的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今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一次巨大的享受——我简直惊叹莫名。您竟用色彩作那样的冒险，叫我是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的。可不，我们也看到舒夏特夫人的肖像，看到了那处理得绝妙的肌肤——请允许我说，我为之倾倒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画上的人，只听说过她的名字，见过她的样子。在那以后，临到她要离开疗养院，我才总算结识了她本人。”
“您说什么！”贝伦斯顾问应道。那惊愕的样子，要是允许我回顾一下过去的话，就跟汉斯·卡斯托普在第一次体检前对他讲，他也有点儿发烧时一样。除此而外，贝伦斯没有再说什么。
“是的，确实如此，”卡斯托普肯定地说，“根据经验，在这儿山上人们要相互结识也实在不容易。然而天赐良机，舒夏特夫人和我在最后时刻走到了一起，交谈了……”汉斯·卡斯托普透过牙齿缝吸了一口气；
药水射进了他的皮下。“呼——！”他把气吐出来。“您肯定是不注意扎着一根主神经啦，顾问先生。哦，是的，是的，痛得简直要命。谢谢，
按摩一下好多了……我们在一起谈了起来。”
“是嘛！——嗯？”顾问点了点脑袋，问道。他那表情就像等待着对方给他一个赞许的回答，同时又颇有经验，满怀信心，相信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赞许似的。
“我估计，我的法语有点蹩脚。”汉斯·卡斯托普有意回避，“我哪能说那么地道的法语呢？不过事到临头人总会有点办法，我们后来总算谈得还可以。”
“我想也是。嗯？”贝伦斯顾问继续追问，接着又自己补充了一句，
“挺可爱的，对吧？”
汉斯·卡斯托普扣好衬衫领子，叉开双脚和胳膊肘站起来，脸孔朝着天花板。
“后来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说，“在疗养地，两个人甚或家庭可以生活在同一座屋顶下好几个星期仍然敬而远之。终于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相互产生了真诚的好感，然而同时却发现一方已经准备离去。这样的憾事屡见不鲜，我能够想象。于是人们希望至少能保持联系，互通音信，也就是说依靠邮局。可舒夏特夫人她……”
“喏，她不愿意？”贝伦斯顾问舒心地笑了。
“不，她压根儿不让提这事。她也从来不从现在住的地方给您写信，
对吗？”
“唔，上帝保佑，”贝伦斯回答，“她才想不到哩。首先是由于懒惰，
再说，再说叫她怎么写嘛？俄文我读不懂——法语嘛在万不得已时倒可以诌上几句，但却一个字儿也不识。您不是也一样嘛。喏，那小猫咪嗲声嗲气地讲起法语和德国官话来确实很动听，可一要她写，就太难堪啦。
那拼写规则，亲爱的！别说了，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小伙子。她毕竟还要来，迟早而已。技术问题，性格问题，我说过了。有的人来而复去，
去而复来；有的人一呆就呆到底，出院后不需要再来。您的表兄如果现在走了，您只管告诉他，他很可能还会再来，而且不等您出院。”
“可顾问先生，您到底认为还要多久我才能……”
“您？他！我是说他到山下去还呆不了他在山上这么久。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因此委托您去劝劝他，要是您肯做做好事的话。”
在汉斯·卡斯托普狡猾的诱导下，他们俩的闲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结论并非不明确。不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不知需要做些什么，
需要呆多久，才能等到一个提前出院的人再回来；至于说到那位远走高飞的夫人，那更是一点也不明确。汉斯·卡斯托普休想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只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还横亘在他们中间；她不会写信，也不给他任何写信的机会……要是他认真考虑一下，就像现在这样子又有什么不好呢？必须相互写信，那不是一个挺小市民气的斤斤计较的想法吗？他过去不是一度觉得连与她谈话的必要都没有，也不值得与她一谈吗？拿有教养的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在那狂欢之夜坐在她身边，他难道可以算真的和她‘谈’过吗？或者说仅仅是像在梦里似的胡诌了几句外语，
以不那么文明的方式？既然如此，现在干吗还写信或明信片，就像他时不时地写给平原上的家里人那样呢？不过报告报告体检结果时好时坏罢了！克拉芙迪娅用疾病赋予的自由解除了写信的责任，她这么做难道不对吗？谈话呀，写信呀——事实上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事情，布鲁涅托·拉蒂尼先生的事情；他写了那本关于德行和罪孽的书，使佛罗伦萨人变得文质彬彬，学会谈吐和按政治法则治理共和国的艺术……
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想起了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脸不禁一红，就像那一次作家突然走进他的房间，使房里豁然明亮起来，卡斯托普的脸也红了一样。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不是同样也可以提出那种种超验之谜的问题么？即便这样做只是为了挑衅和抬杠，而不当真期望从这位人文主义者得到解答，因为他关心的乃是现世人生。不过嘛，
自从狂欢节晚上塞特姆布里尼激动地退出钢琴室以来，在汉斯·卡斯托普与意大利人之间便出现了隔膜，使得他们俩相互回避，彼此几个星期之久不讲一句话——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一方是问心有愧，在另一方是因教育失败而大失所望。在塞特姆布里尼眼里，难道他卡斯托普依然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吗？不，在试图从理性和德行中寻求教益的意大利人看来，大概他已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对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卡斯托普确实表现得很固执；每当两人碰在一起时，他就会拧紧眉毛，撅起嘴唇，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呢，也拿黑黝黝的目光瞪着他，对他无声地表示谴责。然而，在几个礼拜之后，当作家第一次又和他搭腔时，隔膜马上就消除了，尽管他只是在擦身而过时，借神话典故作了一些暗示，没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压根儿听不明白。那是在一天午饭后，两人不期而遇在不再哐啷作响的餐厅门旁。塞特姆布里尼赶上卡斯托普，
但事先已作好马上分手的准备，同时说道：
“怎么样，工程师，那石榴还可口吧？”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笑，既欢喜又迷惑不解。
“您是说……您的意思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石榴？可没有什么石榴啊？我一辈子还从来没……不，也有一次喝过搀了石榴汁的塞尔脱矿泉水。我觉得那味道太甜。”
意大利人已经赶到前面去了，却扭过头来解释道：
“从神和人们有时候造访冥府，还能找到回来的路。可地狱里的魔鬼却知道，谁要是尝过他们那儿的果子，就再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啦。”
他说完就继续往前走，永远穿着他那条浅色的花格子裤，把他以为已让他那意味深长的说法刺得浑身是窟窿的卡斯托普丢在了身后。卡斯托普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虽然他由于气恼而显得兴奋起来，自顾自地嘟囔着：
“拉蒂尼，卡尔杜齐，拉齐——毛西——法里，别再来烦我！”
看上去他对第一次与意大利作家的交锋异常兴奋。尽管他心里罩着阴影，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疙瘩，却仍然离不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存在极为重视。一想到会被他彻底地永远地抛弃，被他视为不可救药，卡斯托普心里就更难受、更害怕，其程度胜过一个在学校里老被忽视、老遭羞辱的孩子，就像阿尔宾先生……然而，他又没勇气主动找那位严师诤友讲话；塞特姆布里尼呢，有意地又拖了好几个礼拜，才再一次来到令他操心的小青年身边。
那是在永远以单调的节奏涌动的时间之海上，复活节又让波浪推送到我们面前而在“山庄”疗养院得到认真庆祝的时候。通常，这儿对所有节气都是煞有介事地加以庆祝的，以避免生活千篇一律的单调。第一次早餐，所有客人在自己的餐具旁都发现了一束紫罗兰；第二次早餐，
每人又得到一只彩蛋；在中午会餐的时候，桌子上更是摆了许多用糖和巧克力做的小兔子，煞是好看。
“请问您可曾作过海上旅行，上尉，或者您，工程师？”吃完饭，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嘴里叼着牙签，踱到了表兄弟的桌前……像大多数客人一样，他们也将中午主要的静卧时间缩短了一刻钟，用来坐在一块儿喝搀了白兰地的咖啡。“这些小兔、这些彩蛋令我想起在一艘大船上的生活：几个礼拜远方一无所有，空漠之中充满着盐碱味儿，应有尽有的舒适和享受只是使你表面上忘记危险，可心灵深处仍有恐怖意识在悄悄将你咬噬，不停地咬噬……今天我又体验到了在方舟中虔诚地纪念陆地上的节日的那种心情。也就是多愁善感的世外之人按照日历进行的纪念……在陆地上今天该是复活节，是吧？在陆地上今天为国王祝寿——
我们照样办理，而且尽可能办好，我们也是人……是不是这样呢？”
表兄弟俩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的确，情况就是这样。汉斯·卡斯托普被意大利人主动来交谈感动了，心里感到内疚，更是提高嗓门对他的意见大加称赞，认为他富于睿智，见解卓越，不愧是位作家，一口一个“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亲切无比。可不是吗，正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地描绘的那样，远洋客轮上的舒适享受只在表面上使人忘记了所处的环境和危险；如果允许他也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的话，在那应有尽有的舒适享受中还包含着某种轻浮与挑逗，跟古哲们所谓的妄自尊大、亵渎神灵相似——为了讨好，他甚至搬来了古人——或者就像“朕乃巴比伦之王”！总之，罪孽深重。可是另一方面，船上的奢侈享乐还昭示（“昭示”！）人的精神和人的尊严的巨大胜利——他们把奢侈享乐带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无所畏惧地继续进行，差不多就意味着将脚踏上了大海，
踏上了那狂暴的元素的脖子，意味着人类文明战胜了混沌，如果允许他卡斯托普用这个词的话……
塞特姆布里尼留心地听着他，脚和手臂都交叉成十字，同时拿牙签慢条斯理地在弯曲向上的小胡子上抹来抹去。
“真有意思，”他说，“人只要稍微发表发表议论，就不可能不露出本相，于不经意间将自己整个摆进去，通过这样那样的事例道出他生活的基本主题和最原始的问题。您刚才正是如此，工程师。您所说的话，
事实上都发自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您的话还富有诗意地表现出了您这个人的尘世状态：它仍旧是一种实验状态……”
“实验状态。”汉斯·卡斯托普一边说，一边点头并且笑了起来，
笑声里带着意大利语的C音。
“诚然——您所有的是一种要体验世界人生的可敬的热情，而非玩世不恭。您刚才提到‘妄自尊大，亵渎神灵’，您用了这个词儿。您要知道，理性反对黑暗势力的妄自尊大、亵渎神灵，乃是最崇高的人类品质；即使它招来妒嫉的众神的报复，例如，享乐的方舟倾覆了，沉没了，
那也是一次光荣的沉沦。还有普罗米修斯的行为也同样是傲慢不逊；他在斯堪特山受到的苦刑，对于我们来说堪与殉教之举相比拟。反之，另一种类的傲慢不逊情形又怎样呢？例如，冒险尝试与那些反理性、反人类的力量苟且结合？这是光荣的吗？能是光荣的吗？是或不！”
汉斯·卡斯托普在咖啡杯中搅来搅去，虽然杯子早已经空了。
“工程师啊，工程师啊，”意大利人边说边点脑袋，黑色的眸子在沉思中“定住了”，“你难道不怕第二重地狱中的龙卷风么？它将把那些耽于肉欲的罪人摔来打去；这些不幸的家伙，他们为追求淫乐牺牲了理性。上帝啊，我只要一想到您也会被刮得四处乱飞，头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我就痛苦得快要厥倒，像具死尸似的厥倒……”
表兄弟笑了起来，都很欣赏他风趣而富有诗意的谈吐。谁料塞特姆布里尼又说道：
“在狂欢节晚上喝酒那会儿，您大概回忆得起来，工程师，您可以说已经向我告了别，反正差不多是那么回事儿吧。喏，今儿个轮到我了。
就像你们见到的，先生们，我现在要对你们说‘多加保重’。我准备离开这疗养院了。”
哥儿俩惊讶到了极点。
“不可能！开玩笑！”汉斯·卡斯托普脱口叫了出来；类似的情形他已有过一次。眼下，他差不多跟那次一样大吃一惊。可是塞特姆布里尼照样回答：
“绝对不假。我说的是真话。再说，你们也不该感到这个消息突如其来。我早就对你们宣布过，一旦我那在可望的将来重归尘世、重操旧业的心愿被证明是虚妄的，我就会毅然拔掉这儿的营寨，到另一个地方去找永久的归宿。你们有什么好说呢——这一刻已经到来。我好不了啦，
已经肯定。我可以苟延残喘，但只能在此地。判决，最后的判决，是无期徒刑——是生性乐天快活的贝伦斯顾问向我宣布的。倒也好，我可以作进一步打算。房子租好了，我这就将自己的一点点身外之物，将我写作的文具纸张搬过去……离这儿一点也不远，就在‘村’里，我们还会见面，肯定，我不会对您漠不关心，可作为病友和邻居，请允许我这就向您道别。”
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在复活节那个礼拜天所作的声明。表兄弟俩对此事表现得格外激动。他们一个劲儿地反反复复地和文学家讨论他的决定，讨论诸如他出院后一个人如何才能继续施行治疗，如何将他已承担的编写百科全书的浩大工程带走并继续做下去——这项工程应成为所有社会科学杰作的总览，同时还得考虑到他的疾病和治疗——最后还谈了他未来的宿舍，照塞特姆布里尼自己的说法，那是一位“香料商人”
的家里。他讲，香料商把自己住宅的楼上租给一个专做女服的波希米亚裁缝，裁缝又招了他这个二房客……
如今，这些谈话已成为过去。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带来了不止一个变化。塞特姆布里尼果真已不住在“山庄”国际疗养院，而是住到了卢卡切克，住到了那个女裁缝家已经好几个星期。他出院时没有雪橇出发的盛况；他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头滚了一小溜毛皮的短大衣，由一个推小车的人运送他生活和写作的必需之物，徒步下山去了。有人看见他一边走一边玩着手杖，在大门口还反着手用两根指头拧了拧一个站在那儿送他的餐厅女服务员的脸蛋……四月如我们所说已有大部分，已经有四分之三蒙上了往昔的阴影，然而毫无疑问，仍旧是严冬。早上在房间里勉强达到了零上六度，可是户外仍为零下九度；你要把墨水瓶放在阳台上，
一夜之间准会冻成一块冰，冻成一块煤炭。可是春天正在靠拢，大伙儿都知道。白天，阳光照耀下，空气中这儿那儿已能感觉出一点非常非常轻微的、非常非常柔弱的春意。融雪期已然在望，随之而来的将是在“山庄”疗养院里必然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甚至连贝伦斯顾问的权威，连他那动听的严词也阻挡不住它们，哪怕在病房，在餐厅，在体检的时候，
在查房的时候，在每一次进餐的时候，他都要批驳对于融雪季节普遍抱有的成见。
我们要讲的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健康人，还是病号和患者呢？他问。
这些人要雪干什么？要冰干什么？融雪天——不利的时期？其实啊是最有利不过的季节！一个证明就是这时候整个山谷中卧床的病人比全年里的任何季节都要少！在广大的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冬天的条件对于肺痨患者能比这儿更优越！谁只要还有一丁点儿理智，他就会坚持下去，
用这儿的严冬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后他便会棒棒的，经得住世界上任何气候的考验。当然了，前提是必须耐心地等待着痊愈，如此这般，等等。可贝伦斯顾问只管讲他的，对于融雪时期的成见仍然顽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疗养地还是一天天空了。也许是日渐临近的春天在人们身体内引起了骚动，使本来安于现状者也变得烦躁不安、渴望变迁了吧——反正，“山庄”疗养院里提前出院和“疯狂”告别的场面日渐增多，
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例如从阿姆斯特丹来的萨洛蒙太太，尽管每次体检以及与此相结合的展示她身上那些最精美的花边小内衣都带给她莫大的乐趣，她还是不顾一切地、疯狂地走了，没有得到任何允许；并非因为她病情在好转，相反，倒是越来越坏。她远在卡斯托普上山之前好久已住在院里；她来了已经一年多——开始时病情极轻，要求她只疗养三个月。四个月后，人家告诉她“再过四个星期准好”；可是过了六个星期，就压根儿没谁再提痊愈的事。据说，她至少必须再住四个月。就这么一延再延；好在这儿既非监狱，也不是西伯利亚矿坑——萨洛蒙夫人留了下来，继续展示她那些精美无比的花边。现在可好，在最近一次检查之后，面临着融雪天，她又被加判了五个月，为的是左胸上半部出现了嘘嘘声和左腋下也有了无从辨别的杂音，这一来她的耐性全完了。
带着对达沃斯“村”和达沃斯“坪”以及它们著名的空气、对“山庄”
国际疗养院和院里大夫们的蔑视，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萨洛蒙夫人径直回她的家，回阿姆斯特丹，回那座经常刮风的水城去了。
这样做明智吗？贝伦斯顾问耸起肩膀，举着双臂，随后让两手落下来，很响地拍打在大腿上。最迟秋天，他断言，萨洛蒙夫人又得回到这儿来——那就得住一辈子喽。他的话会应验吗？咱们会瞧见的，咱们还得呆在这个享乐场，消磨一段对于尘世来说是比较长的时光。不过嘛，
萨洛蒙夫人这样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时间带来种种变化——它永远如此，只是慢慢慢慢地变，不那么显眼。餐厅空了一些位子，所有七张桌子全一样，“好样儿的俄国人席”如此，“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也如此，
横着放的桌子如此，竖着放的桌子也如此。这并不是疗养院业务有季节性的可靠证明，像任何季节一样仍然有新客人到来。房间可能还有人住，
而且住的恰恰就是那些病入膏肓、行动已经受到限制的患者。我们已经说过了，餐厅里已经不见了这个那个仍然能够跑来跑去的人；可也有人是以一种特别深沉、特别沉重的方式消失掉的，例如布鲁门科尔博士，
他已经死了。最后一些日子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特别，活像嘴里老含着什么难吃的东西似的。再往后他就卧床不起，最后死了——谁也说不确切是在什么时候，一切后事都悄悄处理掉了，按照惯例。又出现一个空缺；施托尔太太正好坐在旁边，心里老是发怵，因此迁移到了年轻的约阿希姆旁边，占据了已经康复出院的罗宾逊小姐的座位，正对着女教员——卡斯托普左手边那个固守着自己阵地的女邻座。眼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方，另外三个座位全部空着。大学生拉斯穆森一天比一天更加消瘦无力，如今已卧床静养，被认为不再有希望；老姑妈带着她侄女和那位胸脯丰满的玛露霞一块儿旅行去了——我们说“旅行”，跟大家用的词一样，是因为已经谈妥了她们很快就回来。不等秋天，她们又会在这里，难道能说已经出院了么？既然圣灵降临节已到门边，夏至也不会远了；一年里最长的一天来到以后，日子就会像下山似的，一溜烟便冲向冬天去啦——总之，老姑妈和玛露霞几乎可以说已经回来。这很好，
因为爱笑的姑娘玛露霞完全说不上病已经断根，身上已经没有病毒；女教员自称对她丰满的胸脯里的结核病灶有些了解，她已开过好多次刀，
不是吗？女教员说这些话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迅速地瞟了表兄约阿希姆一眼，只见他把头埋在汤盆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快活的老姑妈临走前在餐厅里搞了一次告别晚餐，招待同桌的病友们，也就是表兄弟俩、女教员以及施托尔夫人；请他们吃鱼子酱，喝利口酒和香槟酒。席间，约阿希姆寡言少语，是的，仅仅说了两三句话也有声无气，以致秉性善良的老姑妈不得不对他进行鼓励，并且打破文明社会的礼仪规范，径直称呼他“你”。
“没关系，小兄弟，不要放在心上，只管照样地吃、喝、聊天好啦，
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她说，“让我们大家都吃吧，喝吧，聊吧，把烦恼——把烦恼统统丢掉，不等我们转过脑筋来，上帝又会把秋天给咱们，
你自己看，是不是有理由苦闷！”第二天，她送给到餐厅吃饭的每个人一盒用彩色纸裹起来的“小茶点”作为纪念，随后就带着两位年轻姑娘踏上了旅程。
那么，约阿希姆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在这以后他是解放了，轻松了，
还是面对着那个空座位怅然若失呢？他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扬言人家要是再牵着他鼻子走，他就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他这反常的表现，跟玛露霞的离开是否有关呢？或者说，他没有下山，倒听信贝伦斯顾问为融雪季节所唱的赞歌，这是事实该不该主要归因于另一个事实，即乳峰高耸的玛露霞并非当真出院了，而只是去旅行旅行，按照院里的计算，
只过短短五个单位的时间又会回来呢？唉，说来说去，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才是事情的症结；汉斯·卡斯托普即使不与约阿希姆交换思想，
也完全想得出来。须知，卡斯托普严格禁止自己问约阿希姆关于玛露霞的想法，正如约阿希姆也绝对避免提起另一位也暂时离开了的女士一样。
这期间，在塞特姆布里尼坐过的那一桌，有人占据了意大利人的位置，成了那帮荷兰老饕们的新伙伴；他们胃口大得怕人，每一位在本来已有五道菜的午餐上汤之前，还额外地要人给他们煎三只荷包蛋。新客人叫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他刚刚尝过胸膜炎的可怕滋味儿！费尔格先没有卧床，也没有打气胸就挺过来了，几乎成天东走西走，衣冠楚楚，蓄着两丛让人一见就觉得脾气好的八字胡，吃饭时硕大的喉节一动一动，也给人一个好心肠的印象。哥儿俩不止一次跟他在餐厅和游艺室里闲聊，碰巧了还偶尔一道进行院里规定的散步；他们俩打心眼里喜欢这朴实的和善佬。他自认对高深的事理一窍不通，却能津津有味地给你讲胶鞋生产的过程，讲俄罗斯帝国遥远的边区，讲萨马拉和乔治亚。
此时，三个人冒着浓雾，踏着稠乎乎的融雪。
说实在的，眼下道路还几乎下不了脚，完全让雪水给泡胀了，雾也十分浓重。尽管贝伦斯口口声声“这不是雾，是云”，但是依汉斯·卡斯托普看，那纯属骗人的鬼话。春天进行着艰难的斗争；它经受上百次的挫折，让气温又回复到严冬时节，斗争好几个月之久，一直斗到六月里。可是，还在三月份，即使穿得再少并且躲在阳伞下，一出太阳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就热得受不了；甚至有些女士那时节便过上了夏天，进早餐时已将她们的薄纱衣裙展示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可以拿山上气候的反常作理由的；这地方的春夏秋冬完全乱了套，自然会造成心理上的混乱。只不过在女士们自认为的先见之明中，也多有短视和缺少想象力的成分；还有就是愚蠢地只看眼前，想不到情况还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特别是她们追求花样翻新，恨不能吞食掉一些时间。话说三月里，春天到了，气温却高得几乎跟夏天一样，女士们都穿上了薄纱裙，
以便在秋天降临之前露一露自己的身段。谁料秋天果真来报到啦。四月里一连好多天又阴冷又潮湿，淫雨变成了飞雪，还加上阵阵旋风，刮得疗养客们坐在阳台上手指也被冻僵。卡斯托普的两条驼绒毯子又派上了用场；要是再冷一点儿，就得取皮桶子才是。院方决定重新开放暖气；
人人都在抱怨，这个春天算是泡汤啦。到月底，满山遍野全埋在了厚厚的雪中。可紧接着，却刮起热风来；这情况，早已为某些既有经验又感觉敏锐的疗养客预言和预感到了：施托尔太太如此，皮肤呈象牙色的莱薇小姐如此，黑森费尔德寡妇也如此；还在南边花岗岩山的峰顶出现一小朵云彩之前，她们便异口同声说已经感到要刮热风了。话才出口，黑森费尔德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痉挛症便发作起来；莱薇小姐马上卧了床；门牙暴突的施托尔太太也跟着满面愁容，担心自己会咯血，因为根据当地的迷信，刮热风必定引起这类的后果。天一下子暖和得难以置信，
暖气关闭了，人们整夜都敞着阳台门，就这样房里早上的气温还高达十一度；雪迅速融化，变成冰的颜色，出现了孔孔洞洞，积得厚的地方便崩塌了，像是要钻进地里去似的。到处都在融化、流动和渗透，树林里更传来嘀嘀嗒嗒和轰然垮塌的声音，用铁铲出来的道辙和原野上的白色绒毯已经消失，虽然雪的量实在太大，并未马上绝迹。这当儿，在山谷中的大道上，便出现了一些奇景，一些疗养客们见所未见的童话般的景象——春天突如其来，让人大吃一惊。眼前展现着一片绿野，背景上耸峙着的黑角峰还完全裹在雪里，右手边不远处是同样积雪深深的斯卡莱塔冰川，田畴也还蒙着雪被，尽管这儿那儿的干草堆顶上雪已变得稀薄、
疏松，时不时地还有黑色的土包突兀其间，冲破雪被直立起来的干草随处可见。然而，散步的人们发现，这只是原野呈现出来的例外现象——
远方，靠近一条条林带，雪积得便要深些，只有最前面的地段，细心的观察者方可看出，在那些仍像冬天里一般枯瘦难看的蒿草上，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白色的星星点点……他们惊奇地弯下身子，定睛细看——原来不是雪，是花，像雪一般的花，雪之花，短短的茎，小小的蕊，白颜色，白里泛蓝，确确实实是番红花，从浸润着雪水的原野中滋生出来，
成千成万，密密麻麻，让人很容易把它们当成雪，实际上也和残雪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楚。
他们笑了起来，既笑自己的错误，也因为发现奇迹而高兴得发笑：
这些在解冻之初首先破土而出的小生命，竟有如此强的适应模仿能力，
真叫人又可怜又可爱。他们摘下一些杯状的娇嫩小花来，先进行观察和研究，然后或插在衣襟扣眼里，或带回去插在房里盛着水的玻璃瓶中；
须知山谷中长久以来死气沉沉，缺少生意——虽然并非没有消遣。
然而，这雪花又被真正的雪盖起来了，比它们晚一点长出来的蓝色的阿尔卑斯雪钟花和黄红二色的樱草花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是啊，要突破严冬封锁，将它战胜，对于这地方的春天来讲真是太困难啦！它为了在山上站住脚，会被打退十来次——等到下一个冬天降临，又会是风雪交加，冰墙耸峙，人们只好靠着暖气挨日子。五月初——须知我们在讲那些像雪似的小花时，已经到了五月——五月初简直叫受罪，在向阳的小房里只能给平原上的家人写张明信片，指头冻得就像在阴冷的十一月似的发痛；空地上的五六棵阔叶树全都光秃秃的，跟平原上一月份的情形一样。雨一天接一天地下个不停，其中一个星期更是大雨如注；好在院里的躺椅品质优良，对人起着安抚作用，不然，周围云雾弥漫，面孔又潮又僵，要在户外静卧那么几个小时真太够呛。然而，这雾骨子里却是一场春雨，渐渐地，久而久之地，它的真正品质便显露了出来。所有的雪都在它的冲刷下融化了，消失了；四野再也看不见白颜色，只是这儿那儿还有残冰的肮脏灰色；于是，草地真正泛青了！
在无尽的白色之后，这草地的青绿是何等地赏心悦目啊！除此而外，
还有另一种绿，它的柔嫩可爱远远胜过了绿色的春草哩。那是落叶松新发出来的一束束针叶——汉斯·卡斯托普在散步途中总忍不住去抚摸它们，用它们来拂自己的脸颊，它们真是柔嫩清新得太诱人啦。
“当个植物学家有多美！”年轻的卡斯托普对他的伙伴说，“眼看这山上的大自然在严冬后慢慢复苏，你真会爱上这门学科！那不是龙胆草吗，瞧，老兄，在那边山岩上；而这儿是一种特别的黄色紫罗兰，我从未见过。还有这儿的毛茛，跟咱们平原上长的也没什么两样，同属于毛茛家族呗，引起我注意的只是它更加丰腴一点，一种特别可爱的植物，
而且雌雄同蕊，你瞧那么许多花粉包，那么许多子房，也就是说有一个雄蕊就有一个雌蕊，据我所知。我相信，我肯定会翻出一本旧植物学来熟读，以便对这一门生命科学有更好的了解。是啊，世界眼下又是何等的五彩斑斓！”
“到了六月还会更美，”约阿希姆出声了，“这儿草地上的野花是有名的。不过，我不认为我还能等到它们开放——你肯定是受了克洛可夫斯基的影响吧，竟想研究植物学？”
克洛可夫斯基？这话从何说起？啊，明白了，约阿希姆想起他，是因为前不久这位博士在他的一次报告会上比手画脚地大谈过植物学。谁要是认为时光的流逝引起的变化竟这样大，以致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都不再举行报告会，那他就错啦！一如既往，每十四天他就要举行一次，仍然穿着长外套，虽然凉鞋不见了；凉鞋他要夏天才穿，而眼下也快了—
—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在餐厅里，就跟汉斯·卡斯托普初来乍到时手上糊着血姗姗来迟那次一个样。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讲爱情与疾病的关系，一讲讲了三个季度之久——没有一次讲得很多，而是一小份一小份地，每回聊上半小时至三刻钟。他就如此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宝藏慢慢地向人们抖搂出来，谁的印象都是他不会有停止的必要，他能永远地讲下去，讲下去。这无异于一部半月讲的《一千零一夜》，可以一次一次地想讲多久便讲多久，也同美女谢赫拉查德的故事一样，可以满足一位君王的好奇心，阻止他的残暴行为。在题材的广泛无边这点上，克洛可夫斯基的报告令人想起塞特姆布里尼参加编纂的《痛苦百科全书》；只要想想报告人甚至在最近大谈植物学，确切地说讲到了蘑菇等等，你就知道内容多么富于变化……是的，他也许真的把内容作了些许改变；眼下的话题更多地涉及到爱情与死亡的关系，这就使他有可能既抒发缠绵的诗情，又作冷酷的科学分析。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博士以带东方味道的拖长声调和舌头只在口里转动一下的r音，谈起了植物学，谈起了蘑菇，说这是一种有机生命，喜欢长在阴影里，茂盛而又奇妙，生来就肉墩墩的，跟动物界很接近——在它的身上可以得到动物新陈代谢的产品：蛋白质，肝淀粉，也就是动物性淀粉。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特别提到一种远在古代就以其形状和魔力而闻名的菌类——一种羊肚菌，在它的拉丁语学名前有淫荡的这么个形容词，它的形状让人想起爱情，它的气味却让人想到死亡。因为一旦有绿色的粘液从钟形菌冠也就是芽苞托中滴下来，淫荡菌就会发出一股刺鼻的尸臭。而时至今日，那些未开化的人还把这种菌类用来做春药。
喏，对太太们讲这些，有点太出格，帕拉范特检察官认为；他是得到了贝伦斯顾问所作宣传的道义支持，才熬过了融雪季节的。还有施托尔太太也是顽强地抗拒了种种诱惑，坚持留在院里没有强行出院；她在进餐时同样宣称，今天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讲的那些关于羊肚菌的话，实在有些“那个”。“有些那个。”不幸的女人说，然后又以一些莫名其妙的似是而非的话，将自己的病亵渎了一通。
令卡斯托普惊讶的是，约阿希姆竟主动提到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和他的植物学；须知，他们俩之间本来是从不谈论这位心理分析家，就像从不谈起舒夏特夫人和玛露霞小姐一样——他们从不提他的名字，对他的为人和行事也宁肯保持缄默。可是今儿个，约阿希姆却指名道姓地谈到了助理大夫——以一种不高兴的声调，就跟他说不愿等到看见草原百花盛开时那声调也很不愉快一样。善良的约阿希姆，他看上去已快失去心理平衡啦；由于烦躁，他说话时嗓音都在颤动；他已完全不再是往日性情温和、言行谨慎的约阿希姆。他是在渴念那桔子味儿的香水？是加夫基指数的鬼把戏使他绝望了吗？抑或是他自己思想矛盾，不知该等到秋天还是现在强行出院好呢？
事实上，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事，使得约阿希姆说起话来嗓音激动得颤抖，使得他几乎是以嘲讽的语调，提起了新近的植物学报告。汉斯·卡斯托普不了解这件事，或者讲得更确切一些，他不了解约阿希姆竟了解这件事；因为他自己，他这个冒失鬼，这个生活与教育的问题儿童，对此事了解得真是太清楚了。一句话，约阿希姆发现了表弟的秘密，他在无意间偷听到了卡斯托普对他的背叛，那情形跟狂欢节的晚上相似——
而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毫无疑问，汉斯·卡斯托普是经常一贯地在骗他。
时间运行的节奏永远是单调的，为使平常的日子不那么无聊而作的日程安排永远是一个样，一个样得今天可能被误认为是昨天，可能引起混乱，使人觉得反正是一码事，反正是静止的永恒，因而也就很难理解，
时间怎么又会造成变迁——在雷打不动的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正如谁都不会忘记的，还包括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下午三点半至四点之间来查房；届时，他总是穿过所有的阳台，从一把躺椅走向另一把躺椅。入院之初，汉斯·卡斯托普曾对水平的生活方式表示过不满，因为助理大夫总是绕过他的躺椅，好像他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从那以后，“山庄”的正常日程中出了多少新鲜事啊！他卡斯托普早已从客人变成了病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查房时就常常这么称呼他；这个原本由军队的“战友”变来的词儿，他在发其中的r音时虽然只是用舌头在上腭碰了那么一下，听上去带着异国情调，正如卡斯托普对约阿希姆所说的，
跟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长相很不相称，但却与他那强壮的快活男子汉作风挺般配。这样的作风能让病人心悦诚服地信赖他，虽然他那黑里透着苍白的脸色，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强壮的快活男子汉的假象，时时叫人产生疑虑。
“噢，病友，怎么样？还好吗？”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离开那对俄国野蛮人，来到卡斯托普躺椅靠头的一侧问。被这么新鲜地称呼的年轻人双手叠在胸前，打量着博士那两排从黑胡子下边露出来的黄牙，像每天那样苦笑了笑：他讨厌那个称呼极了。“休息得不错吧？”博士往下说，
“温度降啦？今天又升了些？哦，没什么关系，到您结婚那天肯定会恢复正常。我祝贺您。”这句话被他说成了“我组合您”，听起来同样叫人恶心；一边说，他就一边往前走，到约阿希姆那边去了——这原本不过是简单的巡视，匆匆看一眼罢了，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自然，有时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呆得久一点，雄赳赳地站在那儿，脸上永远挂着快活男子汉的微笑，与“病友”聊这聊那，气候的变化啦，出院和入院啦，患者的心情啦，他的好脾气抑或坏脾气啦，甚至也谈他个人的情况，诸如他的出身、他的未来等等，直至道一声“我组合您”，继续往前走去。遇上这种时候，卡斯托普便换个姿势，将双手垫在脑后，同样也面带微笑地回答他所提的一切问题——虽说感到恶心透顶，毕竟还是有问必答。他们聊的时候压低了嗓门——阳台的玻璃墙尽管不完全隔音，旁边的约阿希姆仍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再说也压根儿没打算听。这时，他听见表弟竟然从躺椅中站了起来，领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进房间去了，没准儿是请他看体温记录吧。在房中的谈话又继续了好一会儿，而经过这一迁延，助理大夫看来会从走廊上进约阿希姆的房里去了。
“病友们”在谈什么呢？约阿希姆没问；可我们中间要是有谁不以他为榜样，而是把问题提了出来，那么就可以总的指出一点：在基本思想观念都带有唯心主义特征的两个男人和“病友”之间，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材料和因由是很多的。他们一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视物质为精神的罪恶之果，视前者为后者可怕的衍生物；另一个身为医生，却老在宣扬肌体的病患的第二性。是啊，所谓物质是非物质不足为训的变态，生命是物质的荒唐，疾病是生命的越轨，对所有这些命题，有多少的话可以说，有多少的思想可以交换哟！联系到不断举行的报告会，就可能谈到爱情的致病力，谈到病症的超验性质，谈到“老的”和“新鲜的”病灶，谈到浸润性病毒和春药，谈到潜意识的彻悟，
谈到精神分析术的福音，谈到病症的消退，谈到我们知道的一切——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当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和年轻的卡斯托普究竟在谈什么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我们单方面所作的推测或者建议！
再说嘛，眼下他们已不再一起谈了；谈，已是往事，时间也不长，
只那么几个礼拜罢了。最近以来，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这位病友处逗留的时间不再比在其他患者那儿更长了——“哦，怎么样？”以及“我组合您！”他的巡视多半又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内容。可是，约阿希姆却另有发现，发现了正好是他觉得汉斯·卡斯托普背叛了他的东西。他完全出乎无意，以他作为军人的坦荡胸怀，全然未干盯梢偷听的勾当，读者请相信好了。那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他在第一次静卧之后被叫到地下室里去，让浴室管理员替他称体重——就在那儿，他看见了什么。他走下台阶；台阶上铺着干干净净的亚麻油毡，正好对着诊疗室的房门；诊疗室两边是透视室，生理透视室在左，“精神透视室”还要向下走一级台阶，在右边的角落里，门上挂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名牌。
约阿希姆在台阶的半中间突然愣住了，看见汉斯·卡斯托普打完了针，
正从诊疗室中出来。他用双手关上迅速穿过的房门，也没回头看一看，
就转身向右边那扇挂着名牌的门蹑手蹑脚地走去。他几步赶到门口，敲敲门，同时侧着脑袋，把耳朵贴近敲门的手指。随着房间主人一声低沉的“进来”——那r音弹得富有异国情调，双元音ei也变了味儿——
约阿希姆瞅见，他表弟的身影消失在了精神分析家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