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不久,那位来自奥地利的贵族死了……可是在这之前,节日照常进行;节日延续了两天,如果把圣诞前夜也算进去,则是三天了。

汉斯·卡斯托普带着害怕和疑虑期待着它们的到来。他曾问自己,这几天在这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事实证明,它们是三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有早晨、中午和傍晚,天气不大好——雪因天暖开始融化。它们像其他的日子一样,有始有终;只是外表上稍有打扮,显得与平日有所不同。

它们在给它们规定的期限里活跃在人们的头脑和心中,给人们留下与平日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开始时是深刻的,但不久便逐渐淡漠,乃至变为遥远的过去。

圣诞节期间,宫廷顾问的儿子,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年轻人,来疗养院看望自己的父亲。他住在位于大楼侧翼的父亲的房间里——这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同他的父亲一样,后脖子有些突出。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女士们突然变得爱笑、调皮和讲究穿戴起来。她们在交谈中一再提到和克努特的相遇,有时在花园里,有时在林间,有时在疗养区。

此外,他还邀请一些人到他那里做客,都是他大学的同学,六个或七个大学生。他们上山来玩,住在“村子”里,但在顾问家里搭伙。克努特与他们成群结队地在疗养院附近游荡。汉斯·卡斯托普不喜欢这些年轻人,总是避开他们。他和约阿希姆万不得已遇见了他们,也总是设法避免接触,压根儿不想和他们认识。在他这个高山病人团体的一员和那些边走边唱挥舞手杖的漫游者之间,隔着一个世界;他压根儿不想听到他们和知道他们。此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出身北方,有的还可能是他的同乡;不过,汉斯·卡斯托普非常厌恶自己的同乡,不止一次怀着憎恶想象到某些汉堡人会出现在“山庄”里。那座城市,照贝伦斯的话说,

老是给疗养院提供为数可观的病人。也许,在重病号或总是见不到的濒死的病人当中,就有汉堡人。能见到的只有一个两腮塌陷的商人,此人几个星期前离开了自己的病房,吃饭时坐在伊尔蒂斯的旁边,据说他来自库克斯哈芬。汉斯·卡斯托普见到他也还高兴,因为第一,在“山庄”

很难结识不同桌用餐的病人,第二,汉堡很大,辖有许许多多的区。此外,这位商人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也大大减少了汉斯·卡斯托普原来对于突然会出现老乡的担心。

总之,圣诞前夜临近了;总有一天它会站在门前,再过一天就真的到来了……当时,也就是卡斯托普对此地的人们已经在谈论圣诞节感到惊异的时候,离圣诞前夜还有整整六个星期。要是计算一下的话,那相当于他最初打算在这里呆的时间再加上他在病床上度过的时间。这段时间,特别是前三个星期,当然卡斯托普觉得特别长,可是现在,同样长的时间在他看来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甚至等于虚无:他发现饭厅里的病人和他有同感,他们压根儿不把六个星期放在心上。六个星期在他们的眼里充其量只是一个星期;六个星期的时间算得了什么呢?可是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面前只会相形见绌:星期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再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小小的循环。只要不断地问一问往下的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就足以知道,把这些更小的时间单位加起来并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因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加法,况且这些更小的时间单位往往遭到严重的缩短、抹煞直至消灭。如果一天的日子只是从吃午饭时刻到二十四小时后这一时刻重新到来,那么这一天算是什么呢?是虚无——尽管它包含着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如果一小时的时间是在躺椅上、在散步中、在饭桌旁度过的,那么这一小时是什么呢?同样是虚无。把这些虚无加起来未必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倒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即七个六十秒,在这七分钟的时间里,病人们把体温表插在口中,以便能使体温曲线延续下去。这七分钟的时间对于病人来说非常富于生命力和重要,它们能扩大成为一个小小的永恒,非常牢固地积淀在像幽灵般悄悄溜走的大时间里……

节日几乎没有扰乱“山庄”居民的生活秩序。早在几天之前,饭厅右侧墙下离“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不远处,已经放了一盆高高的冷杉。

它的香味透过丰盛的菜肴的蒸气沁入坐在七张桌旁的病人们的肺腑,引起他们当中某几位的深思。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用晚餐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圣诞树已被装饰得五彩缤纷;它的枝叶上挂满了银丝线、

玻璃小球、镀金的松果、放在网里的小苹果和各种各样的糖果,树上的彩烛在吃饭时和饭后一直燃着。在病得不能起床的人们的房间里,据说也亮着小小的圣诞树;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棵圣诞树。就在最近几天,

邮局送来了大量的包裹。约阿希姆·齐姆逊和汉斯·卡斯托普也收到了从遥远平原上的家乡寄来的包裹,收到了一些小心包装起来的节日礼物。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把礼物拆开:有精心选择的衣物、领带以及皮制和镍制的奢侈品,有许许多多的节日糕点、坚果、苹果和杏仁糖果。

表兄弟俩用怀疑的目光望着这大量的食品,暗自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享用它们。就汉斯·卡斯托普所知,给他寄包裹的主意是萨勒恩大娘出的,而且是在和舅公和舅舅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后,才决定采购这样一些礼物的。包裹里还附有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的一封信;信纸是私人通信用的厚纸,字是用打字机打的。雅默斯舅舅以舅公和他自己的名义,向汉斯·卡斯托普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此外,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还在信里加了对即将到来的新年的祝贺。汉斯·卡斯托普也是这样做的,他及时地给他的舅公迪纳倍尔参议写了一封祝贺圣诞节的信,同样出于实际的考虑,也在信里附上了医生的诊断报告。

饭厅里的圣诞树闪闪发光,劈啪作响,香味四溢,加强了节日的气氛,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中留下了对这一庄严时刻的美好记忆。人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先生们穿着节日礼服,女士们戴着自己亲爱的丈夫从平原上各个国家为她们采购来的首饰。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也把此地流行的高领绒线衫换成了晚礼服,可是它别具一格,富有个性和民族特点。这是一套俄罗斯农民穿的宽腰带衣服,浅色的、绣了花的或者说是巴尔干风格的衣服,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件具有保加利亚风格的衣服,

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宽大的皱褶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异乎寻常的柔软和丰满。它和她的“鞑靼人面孔”——塞特姆布里尼是这样描写她的面孔的——尤其是和她的那双被这位意大利人称为“荒原狼的眼睛”非常相配。坐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病人个个兴高采烈,首先砰的一声打开了香槟酒瓶的盖子;接着几乎所有桌上的人也打开了酒瓶盖,一同喝起香槟酒来。在表兄弟坐的那一席,为自己的侄女和玛露霞点了香槟酒的老姑妈正在用酒款待所有的客人。菜单是事先选好的,最后上的是乳酪糕点和糖果。吃完晚饭后,大伙儿还喝咖啡和利口酒。在饮宴过程中,枞树枝有时燃烧了起来,人们急忙去灭火,发出绝望的尖叫声,

显出过分的惊慌。塞特姆布里尼的穿着一如往日,宴会快结束的时候,

他咬着牙签走到表兄弟坐的桌子旁,同他们坐了一段时间。他一会儿嘲弄施托尔太太,一会儿谈起那位细木工的儿子和人类的拉比,据他说,

今天是这位犹太教士的生日。这位人类的拉比是否在世上生活过,人们不得而知;但是,相信他曾经生下来并且至今一直在胜利地行进,这是每一个单个的灵魂都有价值的观念,甚至是平等的观念,一句话,人类的拉比的诞生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民主的诞生。就为这个,他干了人家给他推过来的酒杯。施托尔太太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是“模棱两可的和死板的”。她站了起来,尽管遭到大伙儿的抗议,因为其他聚集者也效法她的榜样开始离开餐桌,到各自的社交室去了。

今晚的庆祝活动由于给宫廷顾问献礼而显得重要和富有生气,他同克努特和米伦冬克一同来呆了半小时。献礼活动是在客厅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俄国人单独送的礼物是一只大而圆的银盘子,盘子中间刻有受礼者名字的简写字母,人们马上注意到,这是一件毫无用处的礼品。

其余的病人送的礼物是一只躺椅;它至少还有点用处,他还能在上面躺一躺,尽管缺少毯子和枕头,只蒙着一层布。躺椅放头的一端是活动的,

可以随意调整,贝伦斯为了试一试躺椅是否舒适,立即将无用的盘子夹到腋下,伸直四肢直挺挺地仰卧在躺椅上,两眼紧闭,像一台锯木机一样开始发出鼾声,并且声称自己是日耳曼传说中守卫宝物的法佛尼尔。

他的举动引得大家欢呼起来。舒夏特夫人对这场表演也开怀大笑,笑的时候,她的两眼收缩,嘴张开着。汉斯·卡斯托普觉得,她笑的方式跟普希毕斯拉夫·希培一模一样。

主任医生贝伦斯刚一离去,人们便围桌打起牌来。俄国人像往常那样走进了小沙龙。一些病人围站在客厅里的圣诞树近旁,观看在小金属套管中正在熄灭的残烛,小块小块地偷吃挂在树枝上的各种糖果。在已经摆好了第一次早餐的桌子旁边,坐着三三两两的病人,他们相互分得很开,用手支撑着头,显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互相保持缄默。

圣诞节的头一天,气候潮湿,雾气腾腾。贝伦斯声称人们坐在云中,

因为高山疗养院此处并没有雾。然而,管它是云是雾,反正人们感到潮湿。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变得疏松和粘滞起来。人们的脸和手冻僵了,

比有阳光的时候还要难受。

圣诞节头一天的晚上,疗养院里举办了音乐晚会——货真价实的音乐会,座位排得整整齐齐,还有印好的节目单。晚会是“山庄”这个家特意为它的成员安排的。这是一个歌唱晚会,演出者是一位长住此地并为病人授课的职业女歌唱家。在她袒露肩颈的晚礼服的领口下边挂着两枚奖章;她的两臂干瘦得像两根木棍;她的声音喑哑,听起来非常特别。

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说明她常年呆在高山疗养地的令人伤心的原因。她唱道:

“不管到任何地方,我总带着我的爱情。”

为她伴奏的钢琴家也是本地的居民……舒夏特夫人坐在第一排,可是她利用中间休息的时间溜了出去,从此汉斯·卡斯托普得以静下心来倾听音乐——尽管舒夏特夫人退场,它仍然是真正的音乐——他一边听歌,一边对照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塞特姆布里尼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

可是不久,意大利人在对这位女歌唱家喑哑的美声作了一番苛刻而且形象的评论之后,同样退了出去。在离开的时候,他以讽刺的口吻对卡斯托普说,今晚的音乐会令他感到满意,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充满着忠诚和亲密的气氛。说实话,当他们两人——眼睛细长的舒夏特夫人和教育家塞特姆布里尼——离去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感到说不出的轻松;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女歌唱家演唱的歌曲了。他暗自思忖,要是在整个世界上,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的话甚至在极地探险的途中,人们都能从事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圣诞节的第二天,除了让人们意识到它是节日的第二天以外,和通常的星期天或平常的日子并无什么区别,一旦过去了,圣诞节也就随之变成为过去,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又变成了遥远的将来。在它重新返回之前,又有十二个月的时间——归根到底,只比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已经度过的时间多七个月。

可是,就在今年的圣诞节过后不久,还在新年之前,那位奥地利贵族就死了。表兄弟是从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小姐,即被人称为白尔塔的女护士那里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白尔塔护士负责照料可怜的弗里茨·罗特拜恩,她是在顺路的时候悄悄把此事告诉表兄弟的。汉斯·卡斯托普听到这消息后十分伤心,部分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诚如他所说,奥地利人的咳嗽是他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最初获得的印象之一,

而且正如他最初感觉到的那样,它在他的脸部皮肤上引起了热反射,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消退,部分是由于道德原因,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于宗教原因。他长时间地把约阿希姆阻留在走廊里,不停地和吉阿孔尼斯进行交谈;她也怀着感激的心情,抓住机会与卡斯托普交换意见。她对卡斯托普说,奥地利贵族熬过了节日,可真是个奇迹。他们早就知道,奥地利人是位坚强的骑士,可是最后他靠什么呼吸呢,谁也无法理解。当然,他有好几天是靠大量的氧气维持生命的,就在昨天,他还买了四十个气球,每个六法郎。表兄弟算了一下,这是一笔可观的费用,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夫人——他是在她的怀里与世长辞的——已身无分文。

约阿希姆不赞成这种浪费行为,如果事情反正已毫无希望,他何苦用这种昂贵的手段人为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呢?话又说回来,人们用不着责怪死者,他是出于呼吸的需要才盲目地耗费了这么多维持生命的珍贵气体的。相比之下,负责照料他的医生和护士更应该明智一些,让他在上帝保佑下走他的必然之路,完全用不着考虑其他情况,更别说予以迁就了。

活着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等等等等。汉斯·卡斯托普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约阿希姆简直和塞特姆布里尼一样,对别人的痛苦毫不关心,置若罔闻。不是吗,只要奥地利人一死,一切也随之结束了,人们再也不注意他。汉斯·卡斯托普坚决认为,一个快死的病人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不管怎样,他希望贝伦斯在奥地利人最后咽气的时候没有呵斥和毫不尊敬地大骂他。希尔德克涅希特解释说,贝伦斯并没有呵斥他。

当然,奥地利人临终前毕竟做了荒谬的尝试,想从床上跳下来溜走。但是,在医生暗示他这种尝试毫无作用之后,他便一劳永逸地呆在他断气的床上了。

汉斯·卡斯托普去看了死者,出于对此地盛行的隐瞒实情的做法的抗议。他鄙视病友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处世态度。在吃饭的时候,他试图引起同桌的病友谈论奥地利人的死亡情况,可是遭到在座的人一致的坚决的反对,以致他感到羞愧和愤慨。

就连施托尔太太也变得粗暴起来。她责问卡斯托普为何突然想到要谈这类事情,他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山庄”的家规细心地保护着她和所有的病人,不让他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可是突然来了个黄口小儿,在这里信口开河地大谈起来,何况大家正在吃烤肉,还有布鲁门科尔博士也在场,他这人随时都可能发生像奥地利人那样的情况——最后这句话她是用手挡住嘴悄悄地说出来的。要是以后再发生此类事情,她将对卡斯托普提出起诉。于是,挨骂的卡斯托普当场作出决定,并把它大声地告诉所有在场的病友:他将亲自去探望过世的同伴,在他的床前为他默哀,为他送葬;他说服了约阿希姆效法他的榜样。

经阿尔芙雷达护士的安排,表兄弟获准进入了死者的房间。这房间位于大楼的第二层,在表兄弟自己房间的脚下。死者的妻子接待了他们。

这是一位个子矮小的淡黄色头发的女子。由于昼夜不眠地守候在亡夫身边,她头发散乱,面孔憔悴,疲惫不堪。她用手帕捂住嘴和冻红了的鼻子,用领子朝上翻起的厚呢大衣紧紧裹住身体,因为房间里很冷。暖气供应停止了,阳台门大开着。两位年轻人低声地对她说了一些在此情况下需要说的话,然后按她的指点穿过房间朝死者的床前走去——他们俩踮着脚,一步一鞠躬地朝前走,最后在死者的床边停了下来,各自摆出符合于自己性格的姿势:约阿希姆军人一般沉着,半低着头,像是在行军礼;汉斯·卡斯托普毫无拘束,陷入了沉思,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头歪向一边,脸上露出听音乐时的那种表情。奥地利人的头用枕头垫得高高的,床尾上的双脚在被子下突了起来,以致他的身子,这个生命的长期发展和反复的生殖循环的结果,比平时显得更加平坦,几乎像木板那样平坦。在靠近膝盖的地方放着一个用花和枝条编成的花环,从花环中伸出来的棕榈枝触到了交叉放在凹陷的胸部上的那双又大又黄和瘦骨嶙峋的手。谢顶的头同样黄而且瘦,脸上的鼻子高高地隆起,颧骨凸出,

橙黄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像灌木丛,浓密得使灰色的胡子拉碴的面颊更加显得凹陷。两眼有点不自然地紧闭,汉斯·卡斯托普想,定是医生或护士将它们捏拢的,而不是自然地闭上的;人们把这种举动叫做对死者的最后爱抚,尽管它更多的是幸存者的意愿,而不是死者的意思。总之,

人死后必须及时地闭上眼睛,否则,肌肉里的肌球蛋白进一步形成,就不可能再闭上眼睛,死者只好睁着眼睛强直地躺在床上啦。为了造成奥地利人仿佛睡着了的假象,人们及时地让他合了眼。

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事情上早有经验,他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遇到情况时像行家一样练达和自在。尽管这样,他还是虔敬地站在死者的床旁。“他看上去好像在睡觉。”他满怀同情地说,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后,他按照常情小声地和死者的妻子交谈起来,向她询问她丈夫的患病经过和最后几天的情况,还打听了她丈夫临终的情形以及运送遗体回喀恩滕的时间。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死者及其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精通医学和伦理道德的学问。寡妇说话带奥地利口音,慢吞吞的,鼻音较重。她不时地大声抽泣。使她感到惊异的是,两位年轻人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同情。汉斯·卡斯托普向她表示,他们的表兄和他本身也是患者,至于他本人,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站在亲人们临终的床旁,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几乎可以说已经习惯于死亡。她问卡斯托普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

他回答说,他“曾经是”工程师。“曾经是”工程师,为什么呢?他曾经是工程师,因为他的疾病和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遥遥无期的逗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也许甚至会成为他生活中的转折点——此时约阿希姆用审视的目光吃惊地看着他。——那么,他的表兄干什么呢?他想在平原上当兵,现在是后补军官。啊,她说,武士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它使人习惯于一本正经;一个士兵应该时刻想到随时可能与死亡接触,要是他提早目击一下死亡的情景,只会大有好处。她向这两位年轻人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她那友好和矜持的态度,鉴于她悲惨的处境和她丈夫留下的一大笔氧气费,不能不引起表兄弟的深深尊敬。他们俩返回了自己的楼层。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次访问和交谈过程中获得的印象显然感到满意,因为它们振奋了他的精神。

“愿灵魂安眠。”他说,“愿土地给你轻松的生活。主啊,请赐给他永恒的安宁。你瞧,当事情关系到死亡或死者,或当人们面对死者说话的时候,拉丁文又开始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正式的语言,因为人们感到,死亡终究是件特殊的事情。然而,人们用拉丁文向死亡表示敬意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礼节,你知道吗,死者的语言并不是有教养的人们的拉丁文,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也许可是说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死者的语言是宗教的拉丁文,僧侣的行话。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拉丁文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闷声闷气而又单调凄凉的歌唱。塞特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它对人道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像他这样的教育家丝毫也没有用处;它具有另外的、有别于世上所有的精神方向的精神情绪。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方向,或者说得更正确些,

搞清楚这些不同的精神情绪。有虔诚的和自由的精神情绪,它们各有自己的长处;我之所以反对后者,即反对塞特姆布里尼所代表的自由的精神情绪。主要是因为它以为自己独占了全部人的尊严,这是一种夸大了的精神情绪。虔诚的精神情绪同样是人的尊严的体现者,它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人们做大量的好事,促使人们保持规规矩矩的态度和高尚的礼仪,看来甚至好于‘自由的精神情绪’,尽管它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的弱点和罪孽上;在这种精神情绪中,关于死亡和腐烂的思想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你曾经在剧院里看过席勒的《唐·卡洛斯》吗?你还记得在西班牙宫廷里的那个场面吗?我还记得,腓力浦国王穿着一身黑衣服,胸前佩带着袜带勋章和金羊皮勋章,步入宫廷;他慢慢地脱下帽子——这帽子有点像我们欧洲人的圆顶礼帽——然后把它举到头的上方,并对在场的西班牙高级贵族们说:‘重新戴上你们的帽子,我的贵族先生们!’或者说了此类的话。应该承认,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庄重,

完全谈不上是任性和放荡的习俗,恰恰相反;而王后却说:‘在我们法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腓力浦国王的话在她看来过于准确和迂腐,

她喜欢更快活些和更人道些。可是,谁的话更合乎人情呢?国王和王后都认为自己的话更合乎人情。在我看来,无论是西班牙的敬畏神灵还是庄严恭顺、循规蹈矩,都是人道的一种非常可敬的表现形式;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用‘合乎人情’这句话掩盖任何的懒散和拖沓。你应该承认我的话是对的。”

“我承认你的话对,”约阿希姆说,“我当然也不能忍受拖沓和任性,

得有纪律。”

“是的,你是作为军人才这样说的;我承认,在军队里人们懂得这些事情。那位寡妇言之有理,你们的职业使你们养成了严肃认真的习惯。

你们随时都必须估计到最严重的情况,估计到随时都可能死亡。你们穿制服,它不仅紧身,而且整洁,有上浆的领子,使你们显得气概威严。

然后,你们有等级制度,懂得服从,你们讲究礼节,互相行礼;一切完全按西班牙精神进行,纯粹出于虔诚的感情,这一点我基本上还能忍受。

我想,我们平民百姓更应该具有这种精神,无论是在我们的习俗中还是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都应该具有这种精神。这更合我意,我觉得更为恰当。我觉得,要是大家都穿黑衣服,都戴浆过的折叠领,而不是你们制服上的领子,彼此之间按照礼仪严肃地、矜持地进行交往,头脑里时刻想到死亡,那么,世界和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更加合乎道德。你要知道,自命不凡恰恰是塞特姆布里尼的一大错误。你不相信吗?好吧,

我就对你说一说。他不仅以为自己垄断了各种形式的人的尊严,还以为自己独占了各种形式的道德——他想借助自己‘对生活的实际工作’和自己进步的星期日——似乎人们在星期日只该想到进步,而不应想到其他东西——有计划地消灭痛苦。这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在教训我的时候向我讲了他的打算的;他想借助一部百科词典有计划地消除人间的痛苦。要是我觉得他的打算不道德——幸亏我没有把我的这种看法告诉他——那会怎样呢?他肯定会用他那清楚的口音狠狠地训斥我:‘我警告您,工程师!’要是你和他顶嘴,说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他就会对你说:‘先生,收起您的思想自由吧!’我还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卡斯托普结束了自己的谈话。他们俩已经上楼,到了约阿希姆的房间;约阿希姆忙着收拾东西,为躺下作好准备。卡斯托普继续说:“我想告诉你我已下决心要做的事。我们在这里门挨门地和濒死的病人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痛苦和忧伤。这不仅因为我们装做和谁也不相干的样子,

还因为我们受到爱惜和保护,不让我们跟旁人接触,不让我们注意与己无关的事。就在我们吃晚饭或吃早餐的时候,人们已经把那位奥地利人悄悄地抬走了。我觉得这不道德。施托尔太太只因为我提到死亡就大发雷霆,我认为太幼稚可笑。不久以前,在吃饭的时候,她甚至不学无术到这种地步,竟然以为‘小声点,小声点,行行好吧’这句话出自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不过,她这样说,多少还表明她对其他同桌用餐的病人有点同情心。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决定今后要更加关心疗养院的重病号和濒死的病人,这会给我带来益处;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访问在某种意义上已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当时住在二十七号房间的那位可怜的罗伊特——我刚到此地后不久,曾透过开着的门看到他躺在床上——

想必早已死了,被人悄悄地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当时他也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可是他住过的房间并没有空着,又住上了其他病人。疗养院总是住得满满的,向来不愁没人来住。女护士阿尔芙雷达或者女护士长,甚至贝伦斯本人,会帮助我们和这个或那个病人建立起联系,我想,

这件事并不难。设想一下吧,在某天某日有位濒死的病人要过生日,我们总会知道这一消息。你就看吧!我们将去看望这位濒死的病人,不管是男是女,给他送去一盆花,以表示两位素不相识的病友对他的关怀。

我们将给他带去最良好的祝愿,愿他尽快恢复健康——恢复健康这个词始终是礼貌的和恰当的。当然,我们会告诉他我们的名字,他或者她,

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当然会透过门向我们表示友好的问候,也许还会把我们请到房间里坐一会儿;在他逝世之前,我们还可以和他说上几句富于人情的话。我就是这样设想的。你不同意吗?至于我自己,我已下决心这样做。”

对于卡斯托普的打算,约阿希姆想不出更多的反对理由。“这是违反疗养院规矩的,”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你的行为会破坏疗养院的规矩。不过,要是你真愿意,我想贝伦斯会破例地允许你去实现它。你可以拿你对医学的兴趣作为理由嘛。”

“是的,我可以顺便提到我对医学的兴趣。”汉斯·卡斯托普说;

因为说实在话,他的愿望是从许许多多复杂的动机中产生的。对此地流行的个人主义的抗议只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他需要人们承认他有权利严肃地对待和尊敬痛苦与死亡——他希望,他的这种需要将会随着他与重病号和垂死者的接近而得到满足和加强,因为与他们的交往将会创造出一种抗衡力量,抵消他在此地时时处处遭受到的凌辱,此外还可以确证塞特姆布里尼某些使他内心受到伤害的说法不正确。很容易举出大量有关的例子。要是有人问汉斯·卡斯托普,他也许会首先指出“山庄”

的那些居民,他们自己承认,压根儿没有病,是自觉自愿住在这里的,

公开的借口是患有轻微的疾病,实际上是为了玩乐,因为病人们的度日方式很合他们的胃口。例如,前面顺便提到的寡妇黑森费尔德,这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女人,她唯一的爱好是同男病人打赌,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打赌,拿明天可能出现什么天气、明天可能吃哪几道菜打赌,拿总体检的结果、某某病人规定住多少个月打赌,拿连橇、溜冰船、溜冰或滑雪等体育竞赛中哪些人会获得冠军打赌,拿疗养客当中开始形成的恋爱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和其他成百上千微不足道和索然无味的小事打赌,

赌注有巧克力糖、香槟酒和鱼子酱。这些美味的食品事后被兴高采烈的赌徒们在饭店里吃得精光。此外她还赌钱,赌电影票,甚至赌接吻——

她吻别人或别人吻她——总之,她以这种癖好在饭厅里造成了紧张而热闹的气氛。然而,她的这种打赌活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丝毫也不感兴趣。单单这位老是瞎忙的女士的存在,就足以使他感到是对一种受难场所的尊严的侮辱。

他一心想保卫这种尊严并且甚至在自己面前也如此,尽管这非常困难。须知,他已在高山疗养院的病人当中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逐渐察看了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以及他们的习俗和观点,但是这些观察丝毫无助于他实现自己良好的愿望。只要提一提那两个十七岁和十八岁的被人称为“马克思和莫里茨”的瘦弱的花花公子就够了:他们俩晚上总是擅自外出,不是去打扑克就是和女士们在一起纵酒作乐,这已成了众人在背后议论的材料。不久以前,也就是新年后大约八天——读者们不应忘记,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已悄悄地不停地流走了——在吃早饭的时候,传出一个消息:按摩师早晨去给他们按摩,发现他们穿着弄皱了的出门穿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汉斯·卡斯托普为此也笑了。然而,

这不过是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一种羞辱,而与来自育特波克的律师爱因胡佛的那些故事相比,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律师四十多岁,蓄着尖尖的小胡子,手上长满了黑毛。一些时候以来,他取代那位已经康复的瑞典人坐在塞特姆布里尼的餐桌旁边。他不仅天天晚上大醉而归,而且有一次醉得回不了家,被人发现躺在草地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二流子,

施托尔太太常指着一位在平原上已经订过婚的年轻女士讲,这女士有一次从爱因胡佛的房间里走出来,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而轻的皮大衣和所谓的革新裤子。简直太不像话——这不仅是对道德的亵渎,对汉斯·卡斯托普本人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是对他的精神上的种种努力的侮辱。

对于这点我还想补充说,要是不把弗伦茨辛·奥伯尔丹克小姐考虑进去,

是无法认清这位律师的面目的。如前所述,奥伯尔丹克是位娇生惯养的姑娘,留着分头,头发梳得光光的,几个星期以前由她的母亲,一位来自小城市的外貌尊严的女士送上了山。弗伦茨欣·奥伯尔丹克到此地后作了第一次检查,结果证明患了轻微的疾病;患病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她犯了错误,可能是此地的空气不利于治疗疾病,而有利于疾病的发展,

也可能是这位小姑娘卷入了某种阴谋诡计,因而情绪激动,损害了健康:

她来后四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她重新作了检查,回来后她走进饭厅,把她的小手提包抛到空中,用响亮的声音呼叫起来:

“乌拉,我得在这里呆一年!”——整个饭厅顿时爆发出一阵荷马的笑声。可是十四天之后,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爱因胡佛律师像流氓一样对弗伦茨馨·奥伯尔丹克动手动脚。顺便说说,流氓这个词,我们或者汉斯·卡斯托普都觉得非常恰当,因为对那些散布这一消息的人来说,

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不值得加以特别重视。从他们耸肩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是两厢情愿的,只有一方愿意不可能发生。至少施托尔太太在这件成问题的事情上持这种态度。

卡洛琳纳·施托尔太太是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如果说有谁妨碍汉斯·卡斯托普真诚的精神努力的话,此人只可能是具有如此性格和癖性的施托尔太太。只要提一提她常犯的知识错误就够了。她把“垂死挣扎”说成“濒死苦闷”;要是她谴责某人无礼,就说“破了产的”。她对引起日食的天文过程的解释,简直是荒谬至极,胡说八道。看到地上的积雪,她会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能量”;有一天,她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她正在读一本从疗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本书与他有关,书名是《席勒翻译的贝内得托·切内利》!实际上却是歌德翻译的意大利雕塑家切利尼的自传。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听后大吃一惊,久久不能忘怀。

她喜欢使用惯用语,可都是些庸俗无味的老一套,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受不了,总讲“这简直是到了极点!你简直想象不到!”什么的!

而“极好的”这个词——它取代“出色的”和“优异的”这两个词长期在病人当中流行——被反复使用得完全失去了味道,不再流行了,她于是匆匆想出一个最新的词即“可怕的”,从此就认真地或讥讽地认为一切都是“可怕的”了,不管是雪橇路、面食还是她自己的体温,实在令人厌恶。除此之外,她最爱议论他人的长短,喜欢散布流言蜚语。她逢人便说,萨洛蒙太太今天穿着最昂贵的花边制的内衣,因为她要到医生那里作检查,要用她的精致的贴身内衣向医生们卖俏。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觉得,检查的程序,不管它有无结果,

总会给女士们带来愉快;因为她们借口检查,可以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卖弄风情。她担保说,来自波森的勒蒂斯太太被医生怀疑患脊髓结核,必须每星期到贝伦斯顾问的房间里接受一次十分钟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她得脱光衣服在这位主任医师的面前走来走去。对于施托尔太太的这种保证,人们该说些什么呢?她的这种保证,就像她的不成体统的话一样,未必会有人相信。可是施托尔太太坚持自己的意见,

愿对她所说的话发誓——尽管她很难向人解释,像她这样的可怜的女人,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伤透脑筋,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管别人的事情呢?自己的事已自顾不暇,为何还这般卖劲和强词夺理地宣传别人的事情呢?何况在这期间,她的体温曲线上升,她所谓的“软弱无力”也有所增加,使她感到灰心丧气,急得快要哭出来。每逢上饭厅吃饭的时候,

她那总是吞声饮泣,龟裂、通红的面颊上满是泪水,用手帕蒙着脸嚎哭,

以致贝伦斯打算把她送回到她的床上去,可是她却想知道贝伦斯在她的背后说了些什么,她的健康情况到底怎样,是的,她要面对实情!一天,

她吃惊地发现她的床被人移动了,床尾朝着房门;这一发现差一点使她惊厥。周围的病人马上理解了她怒气冲冲和百般恐惧的原因,唯独汉斯·卡斯托普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干吗要勃然大怒?为何床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摆法?天呀,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她的床摆错了。

“床腿朝前了!……”施托尔太太绝望地大声嚷嚷,于是人们只得立即重新摆放她的床。床重新摆好后,灯光又落在她的眼睛上,依旧妨碍她睡眠。

所有这一切都是轻浮的,很少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精神需要。最近几天在饭厅里发生的一桩骇人的突发事件,给年轻人留下了特别难堪的印象。一位新近来的病人,教师波波夫——一个干瘦和性情平和的人——带着他的同样干瘦和缄默的未婚妻,坐到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

旁边。餐事正在进行,教师突然癫病发作,大叫一声——人们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种恶魔般的非人的号叫——倒到了地上,全身痉挛,在他椅子旁边拼命地拍打手脚,样子十分可怕、可憎。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

当时正好上鱼,人们担心波波夫可能是鱼刺卡在喉咙里引起抽筋的。于是,出现了一场难以描绘的骚动。女士们,首先是施托尔太太,还有其他诸如萨洛蒙、勒蒂斯、黑森费尔德、马格努斯、伊尔蒂斯、莱薇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太太女士似乎也不想落后于她,她们个个急得肝胆欲裂,以致有几位差一点变得和波波夫先生一样。到处是一片刺耳的尖叫声。到处可以看到由于激动而眯缝起来的眼睛、张开着的嘴和扭曲的上身。只有一位太太宁愿安静地昏厥过去。每一个正在咀嚼和吞咽食物的病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袭击,都噎得喘不过气来。一部分进餐者寻找靠自己最近的出口逃了出去,一部分甚至冲出了凉台门,尽管外面又湿又冷。可是,这次事故除了可怖以外,还让人感到某种有伤风化的成分,使大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不久前所作的报告。

在上个月刚作的报告中,精神分析学者在谈到爱情是一种致病的力量的时候,把它和羊痫风联系了起来。他时而用诗的语言,时而用无情的科学术语,向听众们指出,癫痫这种疾病,在产生精神分析之前的时代里,

被人类视为一种上帝降下的灾难,预示着大难临头和着了魔。这种疾病仿佛是爱情的等价物和大脑的性欲亢进。一言以蔽之,他把羊痫风说得神乎其神,使人听了心生疑惧。所以,他的听众们看到教师波波夫的表演,情不自禁就把它跟他的报告联系起来,把它看成是报告的图解,把它理解为放荡的表现和神秘的丑剧;所以,女士们的仓皇逃避中包含着某种羞耻心。此时,宫廷顾问本人也在饭厅里。在米伦冬克护士长和几个年轻力壮的病人的帮助下,他把陷于恍惚状态的波波夫——他的身体不断地抽搐,额头发青,口吐白沫——从饭厅抬到了前室。在那里,几位医生、护士长和其他人员还围着失去知觉的教师忙了一阵,然后用担架把他抬走了。可是,过了不久,波波夫又悠哉游哉地在他同样暗自得意的未婚妻的陪同下,重新坐到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并且吃完了午饭!

汉斯·卡斯托普看到这一事件的时候,既非常吃惊,又对它表示尊敬。不过,他并没有怎么动心,上帝可以作证。当然,波波夫有可能被鱼骨头卡在喉咙里,以致差一点窒息。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窒息,相反,尽管他不省人事,像个狂人,在吃鱼的时候毕竟还是格外留神。现在,他就坐在食桌旁,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仿佛刚才的一切不是他所为,

而是某位伯瑟克或者发酒疯的醉汉所做似的。相反,他的精神焕发,显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抛到脑后了。他的整个容貌不讨人喜欢,无法引起汉斯·卡斯托普对他的痛苦的敬畏。他的未婚妻的所作所为,只能加强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得到的那些轻佻、放荡的印象;他早就下定决心,通过进一步与重病号和濒死病人接触,与这些轻佻、放荡的行为进行斗争,尽管这样做是违反此地的习俗的。

在两位表兄弟住的那一层楼,离他们的房间不远,躺着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名叫莱拉·格恩格罗斯,据阿尔芙雷达护士说,这位年轻的姑娘正濒临死亡。她在十天里四次严重咯血,所以她的父母来到这里,

打算趁她还活着的时候把她带回家去。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宫廷顾问拒绝把可怜的小姑娘运回去。她才十六或十七岁。汉斯·卡斯托普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决定趁此实现他的送花盆和祝愿病友康复的计划。尽管现在离莱拉过生日还远——汉斯·卡斯托普已经查明,她在来年的春天才过生日——可是人们预料她活不到春天,所以生日未到不应该成为阻碍他实现计划的理由;他决定要去看望可怜的小姑娘,向她表示自己的敬意。一天中午,他利用饭前的时间和他的表兄散步到附近的小镇上,

走进一家花店。汉斯·卡斯托普挺起胸部,用力吸入花店里潮湿的泥土和各种奇花异卉散发出的浓郁芳香。经过选择,他买了一盆绣球花,以不署名的方式在花盆上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道:“两个疗养院的病友赠送,衷心祝愿尽快恢复健康。”然后他吩咐花店的工作人员,尽快把这盆鲜花送到濒死的小姑娘的房间里。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做这一切,陶醉在花店里各种植物散发出的香味和温煦如春的气氛之中。由于他刚从寒冷的室外进入温暖的花店,他的眼睛在流泪;一想到他正在秘密地完成一项冒险、大胆和仁爱的事业——他在自己的心里赋予它以深刻的象征意义——他的心便剧烈地跳动起来。

莱拉·格恩格罗斯享受不到私人照顾,是由封·米伦冬克小姐和医生们直接照顾的;可是,阿尔芙雷达护士常出入于她的房间,有时候还向其他的年轻病人报告她从莱拉那里获得的印象。被重病困在床上感到毫无希望的莱拉,看到陌生的人前来向她问候,像孩子似的高兴起来。

那盆绣球花放在了她的床边,她用温存的目光看它,用手轻轻地抚摩它,

关照人们给它浇水;即使在她咳嗽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她仍恋恋不舍地用她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看着它。她的父母,退伍少校格恩格罗斯及其妻子,同样受感动和感到高兴。由于他们不认识疗养院的病人,所以根本不可能猜出送花盆的人,于是阿尔芙雷达护士,正如她所承认的那样再也忍受不住了,说出了送花者的名字。她向表兄弟转达了格恩格罗斯一家三口对他们的谢意,同时请求他们向格恩格罗斯一家作自我介绍。

于是在第二天,表兄弟在吉阿孔尼斯即阿尔芙雷达护士带领下,踮着足尖走进了莱拉的病房。

濒死的病人是个淡黄色头发、非常惹人喜爱的姑娘,长着一双像勿忘我草那样的蓝眼睛。尽管她失血过多,呼吸困难——她只用残存的、

有欠缺的肺组织进行呼吸——看上去很脆弱,但并不可怜。她感谢两位捐赠者,用有点喑哑但又令人愉快的声音和他们聊天。她的面颊上泛出红晕,而且一直没有消退。汉斯·卡斯托普对格恩格罗斯一家微微表示歉意,向他们如实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激动,充满温情和恭敬。他差一点——由于内心冲动所致——用一只腿跪在姑娘的床前;无论如何,他长时间地把莱拉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她的那只发热的小手不仅潮湿而且正在出汗,因为这孩子分泌的汗过多;她不断地脱水,要不是她如饥似渴地饮入果汁汽水——在她的床头柜上始终放着满满的一大瓶果汁汽水——大致保持了平衡的话,她的肉早就已经起皱和干枯了。她的父母,尽管非常忧伤,仍按照一般的礼貌和表兄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问及他们的个人情况和其他文明社会中通常的问题。少校是位宽肩膀、低额头、小胡子翘起来的男子汉——是一位巨人,身体非常健康,因此,把他的女儿具有结核病灶、易受疾病感染归罪于他是不公道的。显然,他的妻子是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典型的易患痨病的女人,她的女儿正是从她那里获得这份嫁妆的;为此,她感到深深的内疚。当莱拉过了十分钟表现出疲倦,或者说得更正确些,表现出过度兴奋的时候——她的面颊上的红晕增加,勿忘我草似的眼睛令人不安地闪闪发光——表兄弟便在阿尔芙雷达护士的目光提醒下只好告辞了。格恩格罗斯太太陪他们走到了门口,同时大肆责备自己,这深深地感动了汉斯·卡斯托普。她向客人们保证说,她女儿得这种病责任全在她一个人,是她使这可怜的孩子染上这种病的,她的丈夫完全没有责任和关系,她知道自己有罪,感到后悔莫及。她还向表兄弟保证,她只是一时得了这种疾病,而且很轻,时间很短,那还是她当年轻姑娘的时候。后来,她完全战胜了这种疾病,医生可以为她作证,因为她想结婚,非常想结婚,非常想生活,她终于成功了,她的病完全好了。就这样,她高高兴兴地和她粗壮结实的丈夫结了婚,他那方面早已忘掉她曾经患过肺病的事,再也不提此事了。然而,不管他多么健康和结实,他注入的血毕竟没有胜过女儿的结核病因子,不幸终于降临到了莱拉的身上。那可怕的、早已被忘却和埋葬的东西在孩子身上复活了,她将不可能战胜它,她将因此而毁灭;而作为母亲的她却胜利地渡过难关,进入了更加安全的年龄——可是她,这可怜可爱的女孩,却快要死了,医生们对她不再抱有希望了。作为母亲,她以前的生涯对她女儿的疾病是有过失的。

两位年轻人试图安慰她,说有可能转危为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少校夫人一个劲儿地大声抽泣,再次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他们俩给她女儿送来了绣球花,感谢他们俩的访问给她女儿带来了开心和幸福。要知道,这可怜的孩子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感到孤单和痛苦,

别的与她同龄的年轻姑娘却愉快地生活着,和年轻漂亮的男子跳舞,她们虽然有病,但仍然喜欢跳舞。她感谢两位年轻人,是他们给她的女儿带来了一点阳光,天呀,也许是最后一点阳光。绣球花对她的女儿来说,

就像是舞会上的成功;跟这两位堂堂正正的骑士闲谈,对她的女儿来说,

就像是一次短时间的亲切的调情,这一切是瞒不过她的眼睛的。

然而,她最后的意见触犯了汉斯·卡斯托普,况且少校夫人并没有把“调情”这个词说正确,换句话说,她不是按照英语的读音,而是按照德语的读音发i的,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怒。此外,他也不是“堂堂正正的骑士”,他是出于对此地盛行的个人主义的抗议,出于医学和精神的考虑才来看望年轻的莱拉的。总而言之,他对他这次拜访的结局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少校夫人没有正确理解他行为的真正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因为执行了自己的计划而感到兴奋和愉快。有两个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和记忆里:花店里泥土的芳香和莱拉湿润的小手。常言说万事起头难。既然有了良好的开始,他决定当天在阿尔芙雷达护士陪同下再去看望她所护理的另一个病人,即弗里茨·罗特拜恩。

这是个男病人,虽有阿尔芙雷达护士陪伴,仍感到极其无聊。所有的迹象表明,他不久就将死去。

好心肠的约阿希姆毫无办法,只得陪卡斯托普去看望罗特拜恩。汉斯·卡斯托普的劝说和仁慈的进取精神,终于战胜了他表兄的嫌恶。约阿希姆只好一言不发,垂下目光,以此表示自己的反感,否则卡斯托普会指责他缺乏基督精神。汉斯·卡斯托普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加以利用。他知道,他的表兄之所以反对他的计划,完全由于他是个军人。至于他本人,既然他刚才的所作所为使他感到兴奋和幸福,使他觉得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为何要停滞不前呢?所以,他把约阿希姆默默的抗议置之度外。他和表兄商量,是否也给年轻的弗里茨·罗特拜恩送去或带去鲜花,尽管濒死的病人是位男性。他很想这样去做,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送花是合乎情理和此地习俗的;他特别喜欢刚才给莱拉送紫色的雅致的绣球花的举动,所以,他决定用罗特拜恩的临死状况补偿他的性别,给他赠送鲜花;也无须考虑他是否过生日了,濒死的病人始终应该立即受到过生日的孩子们所受到的那种对待。于是,表兄弟再次到了充满温暖和泥土芳香的花店,买了一束由刚喷洒过水、香气扑鼻的玫瑰、丁香和紫罗兰扎成的花束,由事先得到这两位年轻人通知的护士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带路,走进了罗特拜恩先生的房间。

这位重病号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已开始秃顶,头发已经灰白,

面孔消瘦而蜡黄,长着一双大手和一对大耳朵,鼻子也显得稍大。见到两位素不相识的来访者,罗特拜恩感动得热泪盈眶,感谢他们对他的同情和为他解闷——的确,当他欢迎这两位年轻人,从他们手里接过花束的时候,他因身体虚弱而哭了几声,可是哭声刚落,他就用非常低的声音谈起欧洲规模日益扩大的花买卖,谈到尼斯和夏纳的大宗园艺出口和从这些地方开往世界各地的满载货物和邮件的火车车皮,谈到巴黎和柏林的批发贸易和对俄国的莳花供应等等。因为他是商人,只要他还活在世上,他的兴趣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他的父亲是可堡一家玩具厂的厂主,曾把他送去英国深造,他就是在那里染上了病的。当时,医生把他的发烧看成伤寒,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也就是说,医生要他节制饮食,只许他喝稀汤,因此他很快就瘦了下来,身体十分虚弱。到此地高山疗养院以后,他被允许吃饭,也这样做了:他汗流满面地坐在床上,设法尽量多吃一些。可是,已经显得太晚了,他的肠子也染上了疾病,家里人白白给他寄来了比目鱼和熏鳗鱼,他的胃再也不能消化这些可口的食品了。于是,贝伦斯只好打电报把他的父亲从可堡叫来,因为医生们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要为他切除肋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尽管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罗特拜恩悄悄告诉他们这件事,态度非常客观,完全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手术的问题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将用同样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他悄声说,手术费用,如果把脊髓麻醉也算进去,大约要一千瑞士法郎,因为需要切除整个的胸腔,六到八根肋骨;他暗自思忖,这是否会得不偿失。贝伦斯劝他做手术,态度明确,

说要是罗特拜恩本人反对做手术,他将会带着他完整的肋骨静静地死去;这也许是更为聪明的解决办法。

很难给他出个切实可行的主意。表兄弟认为,罗特拜恩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宫廷顾问高超熟练的手术能力计算在内。三人一致同意,

问题由即将来此的老罗特拜恩决定;他已经上路,过些时候就会到达此地。告别时,弗里茨又哭诉起来,尽管这只是他虚弱的结果。他流出的眼泪和他那冷淡、实事求是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请求两位先生再来看望他,他们欣然答应,可是再也没有去,因为就在当天晚上,那位玩具厂厂主已经到来,接着在第二天的上午医生就为罗特拜恩动了手术。手术之后,年轻的弗里茨已经失去接待客人的能力了。两天之后,当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罗特拜恩的房间里进行彻底清扫。阿尔芙雷达护士带着她的小箱子匆匆离开了“山庄”,因为她得到另外一所疗养院去照料另外一名濒死的病人。她在离开高山疗养院之前曾去看望年轻的弗里茨,她一边叹息,一边把夹鼻眼镜上的系带抛到耳后,因为这是她和弗里茨的诀别。

当你去饭厅吃饭或到郊外散步路过弗里茨的病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此时已变成一间“被遗弃的”和空无一人的房间;它已被彻底清扫,

室内的家具重叠地堆放在一起,双重门都敞开着——对这种景象,你既感到意味深长,又感到非常熟悉,特别是当你本人占有这样一间曾经“空无一人”和被彻底清扫过的房间,并且在里面住得习惯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景象一点儿也不意味深长了。你往往知道,谁曾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同时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例如这次,也就是在八天之后,当汉斯·卡斯托普路过年轻的格恩格罗斯小姐的房间的时候,他瞧见了同样的情况。年轻的格恩格罗斯的房间里空荡荡的,里面正在进行大扫除。

刚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理解它的意义。他站在门前,张皇失措和万分惊讶地朝里面看,突然发现宫廷顾问正朝他走来。

“我站在这里看大扫除。”汉斯·卡斯托普说,“日安,顾问先生。

年轻的莱拉……”

“难道——”贝伦斯说道,一面耸了耸肩膀。片刻肃静即贝伦斯的动作业已产生影响之后,他补充说:

“难道您在快要关门收场之前还要匆匆赶来向她献殷勤吗?我很高兴,因为像您这样相对健壮的病人,还能给予我的那些在自己笼子里成天吹口哨的可怜的肺痨病者一点点关怀。高尚的品德,不,不,我希望您别跟我抬杠,这的确是您性格高尚的特征。我可以随时把您介绍给我的病人吗?我这里的确有各种各样放荡的金翅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现在就带您去看一看我那‘饮食过量的金翅雀’。您愿同我一道去吗?我将把您作为富有同情心的病友介绍给她。”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顾问完全猜中了他的心思,说出了他想说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贝伦斯的邀请,决定同他一道前去。可是,谁是贝伦斯所说的“饮食过量的金翅雀”呢?他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诨名呢?

“照字面上理解,”贝伦斯答道,“按词的本义理解,没有任何隐喻。

您就让她本人告诉您这一切吧。”走不了几步,他们俩便出现在这只“吃得过饱的金翅雀”的门前。宫廷顾问命令他的伴随者等在门外,自己却挤开双重门走了进去。当贝伦斯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室内顿时响起了叽叽喳喳然而响亮和愉快的说笑声;这声音由于门砰的一声关上而被拒绝了。几分钟之后,当富于同情心的来访者被允许进入室内的时候,迎面又响起了响亮而愉快的说笑声。贝伦斯把卡斯托普介绍给躺在床上的病人——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女士。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来访者——她背靠枕头,半坐半躺着,显出不安的神色,不断地发出珠落玉盘和银铃般的笑声,笑的时候总是张开大口喘气,显然,这是由于激动和痒感引起的。此外,她显然因为宫廷顾问介绍来访者时讲究词藻、

过分殷勤而发笑。当主任医师走出房间的时候,她在他的身后多次高喊“再见、谢谢、再见”,一边挥手,一边高声叹息,连连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把双手顶在像波浪起伏般的、被细夏布衬衫遮盖住的胸脯上,两腿不住地抽搐。她叫齐默尔曼太太。

汉斯·卡斯托普和她只有一面之交。几个星期以前,她坐在萨洛蒙太太和贪食的学生所坐的那张食桌旁,而且老是笑个不停。后来她突然消失了,可是年轻的卡斯托普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发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以为她已经动身回平原了。此时他发现她就在这里,

而且取名为“饮食过量的金翅雀”,他等待她对这诨名作出解释。

“哈哈哈!”她爽朗地笑了起来,像是被人呵痒似的,胸脯波浪般地迅速起伏。“这个贝伦斯真是位非常滑稽、非常有趣的人,他常使人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病来。您请坐,卡斯滕先生,卡尔斯滕先生,

或者您尊姓大名,您的名字也很滑稽,哈,哈,嘻,嘻,对不起,请原谅!请坐到我床边的椅子上,不过请允许我动弹动弹双腿,我怎样也无法……哈哈,”她张开嘴拼命地喘气,然后又珠落玉盘般地笑了起来,

“我怎样也无法重新站立起来。”

她看上去相当漂亮,面部虽说有点尖削,但还算清秀端正,长着一个小小的双下巴。可是,她的嘴唇和鼻尖有点儿发青,显然是缺氧所致。

她的手虽然干瘦,但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从睡衣的花边式的翻袖口里伸出来,像双脚那样不停地抽动。她的脖子仍像少女的脖子,细嫩的锁骨上方有许多“湿疹”,她的胸脯由于不时地大笑和呼吸困难而一阵阵地抽动,看上去同样是娇弱的像青年一般。汉斯·卡斯托普决定,立即给她送来或带来从尼斯和戛纳进口的美丽鲜花——刚喷过水的香气扑鼻的鲜花。他带着几分忧虑看着激情满怀的齐默尔曼太太,她由于兴奋和呼吸困难拼命地喘着气。

“这么说,您是到这里看望重病号的,是吗?”她问道,“您真有趣,真好,哈,哈,哈,哈!可您想不到,我压根儿不是重病号,也就是说不久之前还根本不是重病号……可是最近,在我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您听着,在您的一生中也许会发生非常可笑的事情……”于是,

她张开大口拼命地喘气,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寻常的故事。

她带着轻微的疾病来到此地的高山疗养院,她毕竟是有病的,否则不会到这里来,也许病得还不很轻,不过与其说是重病,还不如说是轻病。气胸这种外科技术的新成就和深受欢迎的治疗方法,对她的病有出色的疗效。手术是完全成功的,她的健康状况有了非常可喜的进步。她的丈夫——因为她已结婚,尽管还没有孩子——可以在三至四个月后盼她回去。可是,她为了消遣散心,竟然旅行到了苏黎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纯粹是为了消遣。她在苏黎世尽情游玩,非常开心;不过,她感到美中不足,需要使自己重新充实起来,为此决定去请教当地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引人发笑的年轻人,哈哈哈,哈哈哈,你猜发生了什么事?他使她过于充实了;对于这种情况,无须用别的名称,

单单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他对她的事热心过火,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句话,他使她过于充实了,也就是说,他使她心窝苦闷和呼吸困难——哈!嘻嘻嘻——于是,她又转回到了高山疗养院,贝伦斯狠狠地骂了她一顿,决定立即把她塞到床上。就这样,她终于成了重病号—

—虽说并非不可救药,但身体已经一塌糊涂,完全给搞坏了——哈哈哈,

卡斯托普为何露出如此滑稽可笑的神色呢?她一面用手指碰了一下他的那张可笑的面孔,一面哈哈大笑起来,以致前额开始发青。最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她继续说,是贝伦斯发怒和说粗话时的那副样子——就在前不久,当她说出她已被过分充实的时候,贝伦斯怒不可遏,那样子不能不使她哈哈大笑起来。“您已经大难临头,生命危在旦夕。”他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高声骂她,就像一只咆哮的狗熊,哈哈哈,嘻嘻嘻,

对不起,请原谅。

卡斯托普始终无法理解,她为何要用珠落玉盘般的笑声嘲笑宫廷顾问的声明——仅只是由于它的“粗野无礼”,还是由于她不相信它,或者尽管她相信它——她无论怎样也应该相信它——可是她把这件事本身,把她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件事仅只看成一桩非常可笑的事情。汉斯·卡斯托普觉得,最后的这个理由是对的,的确,她纯粹是由于自己幼稚可笑的轻浮和鸟脑一般的愚笨才这样珠落玉盘笑个不停的;他不赞成她的这种态度。尽管这样,他还是让人给她送去了鲜花,而他自己却不想再去看望动不动就笑的齐默尔曼太太。因为她靠氧气维持了几天生命之后,果真死在被电报叫来的她的丈夫的怀里了——罕见的混账女人,十足的蠢女人,宫廷顾问在她死后自言自语地补充说,卡斯托普正是从宫廷顾问的这种口气中听出她已死去的。

然而,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汉斯·卡斯托普的富于同情心的进取精神,在宫廷顾问和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已经和“山庄”的重病号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约阿希姆只得陪他前去。他得陪他的表弟去看望“两个全都”太太还活着的二儿子;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她的大儿子早已死了,

房间里已进行了彻底清扫,还用HCO进行了熏蒸消毒。此外,他们俩还要去看望一个名叫特迪的男孩,这男孩是名为“腓特烈二世时代”儿童学校的学生,由于得了重病,不久以前被送到此地高山疗养院。此外,

他们俩还要去看望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他是德籍俄国人,在一家保险公司里供职,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受难者。此外,还要去看望薄命的、热中于博取别人好感的封·马琳克罗特太太,她和前面提到的几位病人都得到了汉斯·卡斯托普送的鲜花。不仅如此,卡斯托普甚至当着约阿希姆的面多次给她喂稀饭……逐渐地,表兄弟获得了慈善家和男护士的名声。就连塞特姆布里尼也把汉斯·卡斯托普视为慈善家。有一天,

这位意大利人主动与卡斯托普攀谈。

“啊呀,工程师,听说您近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您正投身于慈善事业,想用乐善好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是吗?”

“不值一提,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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